一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很好奇：当初高考明明可以上北大，为何我却放弃了，而是选择去学中医。答案很简单：我也知道北大好，但北大没有中医系啊，我要学中医，就不能去北大。

　　很多人问我，是否后悔当时的选择。其实，我不仅不后悔，随着对中医学的深入了解，越发觉得我当年的选择无比幸运且适合自己。我学中医到现在也有十多年了，早已经把自己融入其中，对她的感情之深，已难以言表。

　　从儿时起，我就对中医有着一份憧憬和敬意。我很小的时候，我姥爷就常给我讲他小时候的经历：他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眼看着要活不成了，但在名医萧龙友的救治下，他三天后就奇迹般转危为安。这件事情，让幼时的我印象很深刻，同时对萧老先生和中医治疗也产生了一份崇敬和向往。

　　我姥爷后来迷上了中医，受他的影响，我对中医也越来越有兴趣。10岁时，我就去西单图书大厦买了两本中医科普知识的书，一本是《一百天学中医基础》，一本是《家庭常用按摩穴位图解》。

　　当然，真的想学中医，绝不是买两本书读一读这么简单。如今，我能真正成为一名中医大夫、一名中医学博士生，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我这十几年来遇到的每一位好老师。有时候回想起来都觉得很神奇，这些老师就像是在接力一样，及时地出现在我的每一个学习阶段，一路帮助、提携、鼓励着我，让我能够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首先是我的启蒙老师——北京师范大学校医院中医科的孙晓春大夫，是她领我走进了中医的大门。在我读初中时，她答应利用业余时间教我中医。那时我还比较小，因此孙大夫没有给我讲授什么深奥的医理，只是让我背诵大学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中她划出的重点部分，同时背诵《方剂学》里面的方歌，一直到现在，很多我脱口而出的东西都还是当时背诵下来的。

　　在孙大夫的介绍下，在高中时我得以拜入原护国寺中医院妇科主任李澍苍老先生的门下，成为他的徒弟，每周末跟随他出门诊，学习中医。他在门诊时手把手教我如何体会脉象、如何看舌象，并经常讲解疑难病例，午餐时则会给我讲他从医多年遇到的小故事。患者都说我们就像爷孙俩，我也一直称呼他为“李爷爷”，没有叫过师父或老师，但在我心里，李老就是我的师父。他在医术医德上对我的影响很深，至今我在接诊患者、遣方用药时，还会想起他的谆谆教诲，而且现在还有多位李老当年的老病人又带着子女专门找我就诊，这让我感到特别欣慰。

　　考进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后，我又遇到了更多好老师，其中一位就是大学班主任李亚东老师。他非常重视对我们中医思维和中医技能的培养，每周班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脉诊大赛”——考察大家能否在蒙上眼睛的情况下，仅凭摸脉就从全班同学中找出自己的舍友，以此来督促大家平时在宿舍坚持练习互相号脉，熟悉正常的脉位、脉率、脉形、脉势。如今回想起来，这种练习方法很符合中医学“以常衡变”的诊断思想，而且让我们班从入学一开始就形成了浓厚的中医学习氛围。

　　在读研的三年里，我的硕士生导师谭煌英教授用她精湛的医术，让我了解到了如何运用中医疗法与现代医学共同作战对抗病魔，同时也初步培养了我参与中医科研的能力。她知道我特别喜欢中医，不仅平时在病房很支持我给患者针灸治疗，还鼓励我把中医研究文章投稿到国外的大型会议，成为欧洲神经内分泌肿瘤年会收录的第一篇中医研究文章。

　　硕士毕业后，我开始读博，博导是北中医的钟相根教授。他对待学生平易近人，崇尚自由平等，在学术上又有着严格的要求。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他还会定期组织我们抽签背诵《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条文。其他同学在听说了我们师门的这项规定后，往往会露出羡慕的表情——这样亲历亲为、事无巨细地督促学生学习的导师，真的太难得了。钟教授对我们的每一项研究都非常用心指导，入学以来，我在他的带领下，先后完成了五篇考证仲景原文原意和梳理历代注家解读的论文，并主编了一部专著。这些工作也让我可以有机会常常流连于图书馆的汪洋书海，沉浸于历代医家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前贤学者的精妙论述之中，我也一次次被中医博大精深的传统智慧所打动。

　　教师节即将来临，我很想借此文章感谢这些年来遇到过的每一位老师。曾经有朋友问我运气怎么这么好，总能碰到好老师，仿佛处处遇到贵人相助。这个问题我也无法回答，但我想，只有继续钻研中医，做好临床和科研的各项工作，才能够对得起这份幸运吧。

　　如今我已经能够在门诊上用老师们传授给我的知识来帮助患者解决困难，也会把这些年获得的关爱和温暖传递给他们。许多年后，可能我也会带学生、收徒弟，接过为中医界培养新人的重任。希望到时候，我也能把这些年得到的所有教导——不论是可以落在笔头上的知识和经验，还是无形但又确能激励人心的力量，一点不落地交到下一代人手中。

　　（作者为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本文由“中医书友会”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