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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全球增长趋缓 共同推进结构改革
——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长林建海等专家
2019-11-06 作者: 记者 周武英 北京报道 来源: 经济参考报

  全球经济呈现同步放缓态势,按购买力平价GDP计算,预计全球接近90%的经济体在2019年将出现增长放缓。在美国,预计今明两年经济增长2.4%和2.1%,低于去年2.9%的增速。欧元区今明两年经济增速预计为1.2%和1.4%,比今年4月的预测都要低0.1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增速仍将延续从2000年以来的趋势。

  为此,林建海等专家警示全球经济在短期内至少存在四方面的风险:首先,货币政策持续宽松,尽管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撑,但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在累积。第二,全球债务仍居高不下,债务可持续风险不可忽视。第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国际能源价格的大幅波动也给全球经济带来逆风。第四,更为重要的是,贸易紧张局势给全球经济带来重要风险。

林建海

蒋旭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年会近期在美国华盛顿召开,来自成员国的财政部长、央行行长等财经官员、经济学家、商界领袖、学术界和新闻界精英等逾万名参会者在超过一千个各类会议和活动场合,共同研判当下全球经济的关键政策议题,商议最佳合作应对之策。《经济参考报》围绕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及政策应对,书面专访了IMF秘书长林建海及其同事蒋旭峰。

  《经济参考报》:全球经济形势与两年前大不相同,许多国家放慢了增长脚步,你们对全球经济现状如何评价?

  林&蒋:全球经济呈现同步放缓态势,按购买力平价GDP计算,预计全球接近90%的经济体在2019年将出现增长放缓,这和两年前形成反差,当时全球接近75%的经济体出现增长提速。最新公布的IMF《世界经济展望》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再次下调,降至3%,相比2019年4月的预测下调了0.3个百分点,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最低增速。

  在美国,尽管投资疲软,受就业和消费带动,预计今明两年经济增长2.4%和2.1%,比今年4月的预测分别调高0.1个和0.2个百分点,但低于去年2.9%的增速。受外需下滑和补库存降速拖累,欧元区今明两年经济增速预计为1.2%和1.4%,比今年4月的预测都要低0.1个百分点。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增速仍将延续从2000年以来的趋势,尤其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增速大幅超过发达经济体,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总体而言,一方面,在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之间,不同经济体的表现呈现不均衡态势;而在另一方面,全球经济短期内增长动能减弱,很多国家的经济前景面临较大挑战。

  《经济参考报》:全球经济短期内主要面临哪些风险?

  林&蒋:全球经济面临一系列挑战,在短期内至少存在四方面的风险:

  首先,货币政策持续宽松,尽管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撑,但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在累积。从积极角度看,如果缺少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据IMF测算,今明两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均将拉低0.5个百分点。但是,负利率和趋于平坦的收益率曲线降低了银行的盈利预期,全球负收益率债券的规模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增加,一些投资者配置风险更高、流动性更差的资产来实现收益目标,这些投资人对未来利率政策和经济周期的变化也更加敏感。据IMF测算,在金融部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中,有80%的经济体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脆弱性处于较高水平,该比重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高点非常接近。

  第二,全球债务仍居高不下,债务可持续风险不可忽视。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持续宽松促使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但如果出现全球货币政策转向,发展中国家将面临债务可持续性问题严重的风险。

  在很多国家,公共和私人债务一直处于或接近历史最高点。截至2017年底,全球债务(包括公共和私人债务)已达到184万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比2007年增加约60%,为全球GDP的两倍多。在全球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中,据IMF分析,从2013年到2018年,债务可持续性处于高风险等级或者处于债务困境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占比已经增加了一倍至43%。

  除了公共债务以外,企业部门的债务脆弱性不容忽视。在若干系统重要性经济体里,企业债务的脆弱性已处于较高水平。根据IMF《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估算,如果2021年出现严重程度相当于全球金融危机一半的经济放缓冲击,在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八个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企业风险债务(企业持有的无法用盈利支付利息支出的债务)可能增至19万亿美元,接近这些经济体内企业债务总额的40%,超过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水平。从另一个角度观察,杠杆贷款和基于它的贷款担保权益凭证(CLO)近年来在美国等经济体大幅攀升。杠杆贷款的借款人通常负债水平要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低利率环境下对收益率的追逐是杠杆贷款迅速增加的重要驱动因素,强劲的需求使得杠杆贷款发放标准放低,这对金融系统的稳健性和金融监管提出了挑战。同时,这也给未来的财政政策带来挑战,因为尽管低利率使得政府的融资成本下降,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会使得未来潜在财政支出的可能性增大。

  第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国际能源价格的大幅波动也给全球经济带来逆风。一些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包括英国脱欧和沙特石油设施遇袭等事件,可能会进一步扰乱供应链并影响投资,也给能源市场和市场信心带来冲击。原油等国际能源价格如果大幅波动,会给一些能源出口国的宏观经济带来不确定性,比如财政收支、物价水平、国际收支、行业生产等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并通过价格和金融等渠道进一步扩散到其他经济部门。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贸易紧张局势给全球经济带来重要风险。贸易合作在过去70多年里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和繁荣,但如果不能有效化解当前的贸易紧张局势,进而导致关税壁垒增加,将增加未来全球贸易制度和更广泛的国际合作的不确定性,并从实体经济、商业信心、金融市场等多个渠道造成不利影响。据IMF测算,在严峻的情况下,贸易紧张局势到2020年将导致全球经济产出累计下降0.8%,相当于拉低全球经济产出约7000亿美元,约等于瑞士一年的GDP。韩国、新加坡等经济增长率下调幅度最大的亚洲发达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受到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贸易紧张局势溢出效应的影响。无独有偶,世界贸易组织近期再次下调2019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速至1.2%,大幅低于今年4月2.6%的预测,2020年的全球货物贸易增速也从3%下调至2.7%,均低于全球经济预期增速。

  贸易战中没有赢家,贸易壁垒也无助于扭转贸易逆差。IMF的研究显示,过去二十年间,各国双边贸易平衡的大部分变化都是由财政政策、信贷周期等宏观经济因素决定的,关税变化发挥的作用要小得多;两国之间针对特定贸易平衡的关税调整,往往会被与其他伙伴的贸易转移所抵消,对总贸易差额变化的影响很小。因而,通过长期协议减少贸易壁垒,是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要务。

  《经济参考报》:全球经济可能在短期内重新陷入衰退吗?

  林&蒋:尽管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多重挑战,但也应该客观看到积极因素。假如各种风险不严重加剧或出现突发危机,短期内全球经济应该不会出现全面衰退。

  首先,从高频指标来看,尽管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等数据呈现弱化势头,但服务业的表现相对较好,美国、欧元区、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的失业率近年总体下降,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改善,消费者信心指数比金融危机结束之后上升。

  其次,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比金融危机前更充裕,汇率政策变得更加灵活,宏观政策框架和治理机制也在完善,因而应对潜在经济危机的能力在加强。

  再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制定的广泛监管议程帮助增强了全球银行体系的韧性,银行业普遍遵照巴塞尔协议III关于资本和流动性的要求,广泛采纳压力测试,银行监管加强,大部分国家建立了相关宏观审慎部门。IMF的最新研究显示,在金融部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中,尽管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脆弱性在显著上升,银行业、家庭部门的脆弱性都要低于全球金融危机前。

  《经济参考报》:一些国家的央行已经实施了负利率政策,如何看待各国政策当局的政策应对空间和国际协调合作?

  林&蒋:第一,在货币政策方面,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全球主要央行降息并且资产负债表大幅度扩张。如今,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利率还处在历史低位,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瑞士央行等一些重要央行都在实行负利率政策,日本央行、瑞士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占GDP的比例都超过100%。

  总体而言,主要发达经济体要通过货币政策宽松来应对下一轮经济衰退的空间远不如十年前,过去应对金融危机往往需要政策利率下降5%,但是以美联储为例,在今年10月降息后,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已经下调至1.5%至1.75%。一些主要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空间相对更大,对于通胀可控的新兴经济体,如果经济增长进一步下滑,可以动用货币政策来提振增长。

  第二,在财政政策方面,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国集团协同作战,纷纷出台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限制了受创的金融部门拖累实体经济,遏制了信心下滑。然而,当前多个主要经济体的财政政策空间都在缩小。预计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总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从2008年的不到80%上升到今年的104%,其中日本、意大利、希腊等国的该比例都已超过130%。在新兴市场和中等收入国家,各国的平均总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也从不到34%上升到约54%。此外,IMF的研究发现,从2007年到2019年期间,有48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外债依存度出现上升趋势,显示债务脆弱性在累积。

  为了防范经济增长面临的其他风险并提高潜在产出,政策当局应当以一种更均衡的方式支持经济活动,货币政策不应是唯一的政策手段,在仍有财政空间而且尚未采用过度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国家,应同时提供财政政策支持。在新兴经济体内部,一些债务过高的国家应提高债务可持续性,其他国家应当推出提升增长潜力的举措,包括能更好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投资,同时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补贴政策和改善税收管理的措施。

  第三,全球经济增长也受到低生产率、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各国都需要积极推动适合本国国情的结构性改革,提高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韧性和包容性,缩小国内发展差距。发展中国家还需努力促进出口和经济多元化,改善基础设施和教育培训质量,夯实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基础。

  推动结构性改革需要时间和定力,离不开政策当局的坚定决心和执行。结构性改革的步伐自21世纪头十年起已经放缓。IMF的研究发现,适当安排改革的优先顺序和时机很重要,因为在经济形势良好以及治理机制良好的情况下,及时推动结构性改革,能够产生更大的改革成效。

  第四,当今世界一体化和互联化日益加深,任何国家难以独自应对复杂的挑战,全球化的挑战需要全球化的协调应对。研究和应对金融科技、数字货币、网络安全、气候变化、金融监管、国际税收体系等众多前沿和重大议题,都需要各国通力合作。各国需要秉持合作精神,倡导多边主义,建立一个强健的、规则执行严格、能应对当前和未来挑战的国际贸易体系。各国还需要推进重要经济改革,提高经济增长、就业和生产率,并重建政策应对空间,以促进全球经济强劲、持续、包容性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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