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山一水二分田”，这是形容浙江的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

　　有山、有水、有田，听上去很美，但真实的境况是：改革开放之初，全省人均耕地为0.68亩，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6，其农作物产出仅够果腹；由于山高水深，交通极为不便，人称“浙江到，汽车跳”。一个陆域面积为10万平方公里的小省，从省城杭州驱车前往距离不过400多公里的边远山区县市，竟然要颠簸劳顿将近20个小时。

　　再看各类矿产资源，更是十分匮乏，几乎没有。名声最响的浙江北部国有长广煤矿也于2007年因矿藏枯竭被彻底关闭。据官方权威统计，如果以全国平均指数为100计，浙江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综合指数仅为11.5，即相当于全国的11.5%，仅略高于上海及天津，居倒数第3位。

　　然而，改革开放40年后，在浙江遍地开花的，却是令许多学者大跌眼镜的“零资源经济”奇迹。

　　地处水乡平原的嘉善县没有森林也不产木材，平地而起的数百家胶合板企业的年产量却占全国市场的1/3，一个只有30多万本地人口的江南小县的生产能力，超过了世界胶合板传统强国马来西亚整个国家；海宁市本地不出产一张毛皮，却崛起了全国最大的皮革市场，年产皮衣上千万件；浙江最南端的苍南县与人参、鹿茸毫不搭界，其县城灵溪镇竟一度成为中国南方最负盛名的参茸集散中心，满大街用麻袋堆放的高中低档人参足以让所有到访者目瞪口呆。有数据显示，在浙江的500多个傲视全国的区域特色产业集群中，至少有80%完全没有当地资源的依托，属于彻头彻尾的无中生有。

　　从无到有、点石成金的唯一答案，是在浙江这片狭小的土地上，奔走着一大群无拘无束的被解放的人。他们，才是浙江最为稀缺、难以复制的宝贵资源。

　　印象中，浙江人体态瘦小，操着混杂而奇怪的方言，很少有人用大嗓门说话。但是改革开放40年间，关于他们纵横四海、放手搏命的“大胆”故事可谓车载斗量，无一省市可比。

　　25岁的苍南县农民供销员王均瑶心比天高，开出了国内第一条私人承包的班机航线。“胆大包天”从此成为一代浙江人敢于向命运挑战的绝版案例。

　　温州第一位下海官员叶康松，只身飞往大洋彼岸的美国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农业跨国公司。不懂英文的他口袋里揣着一叠小卡片，正面是汉语，背面是英文。在异国他乡，叶康松逢人就掏出来一个劲比画，跌跌撞撞地闯出一片天。

　　“汽车疯子”李书福的成功故事人所共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年中国还不允许私营资本涉足汽车领域，李书福根本拿不到生产许可证。“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这位台州人一番惊世骇俗的表白令前来视察的中央高官都为之动容，而不怕失败的背后蕴藏着的恰恰是成功的机会。

　　马云应该是浙江创业者中梦想最大、胆子也最大的传奇。他曾经在西湖边和根本不认识的外国游客搭讪来学习英语；第一次去美国谈生意甚至被人绑架并软禁在拉斯维加斯赌场酒店；阿里巴巴刚开张的那天，手里只有50万元本钱的他却朗声宣布：“我们要建成一家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最终，马云赢了。

　　40年间，浙江英雄辈出。事实上，所谓英雄，如当年的农民供销员王均瑶，本是乡间极草根的小人物，胆子大了，天地也就大了，因此一切变得皆有可能。更为关键的是，在浙江，像这样渴望成功、无惧失败的英雄不止一个，而是一群，是上千万。

　　关于民营企业的率先突起、专业市场的率先发育、民间力量的率先勃发、互联网新经济的率先惊艳，所有对浙江改革中具有样本价值的现象解读，都将无一例外地回归于人的解放。

　　准确地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发生于浙江的人的解放并不是一个被灌输、被教育的被动等待的过程。我们可以在本书此后描述的大量事实中观察到，改革伊始，作为变革演进的主体力量之一，浙江的民营经济创业者、实践者大多数是农民，大多数只有初中以下文化，他们既不可能获得直达京城的灵通消息，也没有对玄奥高深的政策精神的高超领会能力。他们最原始的改革驱动力仅仅是为了让家人不再挨饿，让自己的后代远离贫困。怀揣着这一炙热的冲动，他们义无反顾地行动起来，并在市场经济体制的艰苦实践中实现一次次的自我教育、自我解放。

　　具有浙江个性化特质的是，基于历史渊源的积淀，地域广泛的迁徙与游商的传统习性，为浙江人的自我教育、自我解放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和可能。费孝通在分析社会变革的内在根源时曾认为，社会变迁起源于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非但使各个人能够见到不同的生活形式，而且使个人遭遇新环境，要求新应付。正是因为比其他省份人群更为频繁地“遭遇新环境，要求新应付”，浙江“人的解放”豁然洞开。

　　改革开放40年来，浙江呈现的鲜活事例表明，人的解放必定会生发出财富的解放。换言之，如果没有人的解放而仅有财富的解放成为改革的全部内涵，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改革是苍白且灰暗的。

　　我们在浙江看到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情景是，被这场伟大的改革所解放的，不仅仅是这片大地上的人们的手脚，更重要的是解放了他们的视野、他们的精神以及他们自由的灵魂。

　　 浙江“最骄傲”的是什么

　　浙江始终吸引着太多人好奇而惊羡的目光：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温州参观潮，21世纪初“中国第一商帮”浙商的崛起，以及“外星人”马云和他背后的互联网神话，等等。来浙江看什么？究竟什么才是浙江“最骄傲”的？民营企业、浙商群体，或者义乌小商品市场与市场经济，它们都是浙江的“骄傲”，但它们同样仅仅是发展的载体和手段。浙江“最骄傲”的，应该是也只能是其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与结果：人民，尤其是千百万底层民众，成为改革的主体和作为改革成果的财富的主人。

　　在过去40年全国各项经济数据的排行榜上，浙江总是名列前茅。但有一项数据最为亮眼，可以说是一直被追赶，从未被超越——老百姓的收入。

　　以2017年为例，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2046元，由于直辖市市域面积较小、区域特征趋同、农村比重不大而呈现一定的特殊性，在更具可比性的各省区中，浙江老百姓的收入高居第一。如果再做细分，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261元，同样摘得各省区之冠。最为关键的是农村居民收入，这一群体庞大而弱势。2017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956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一倍，不仅遥遥领先于各省区，甚至超过了除上海之外的各直辖市，广东、江苏、山东等GDP大省亦难以望其项背。

　　继续追溯可以发现，自1985年始，浙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已连续33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这一巨变背后更多的事实是：1997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县；2002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乡镇；2005年，浙江在全国第一批取消农业税，延续了数千年的“皇粮国税”画上句号；2015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实现绝对贫困人口全面脱贫，浙江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同样高居全国之首。2017年年度的统计公报还告诉我们，中国各省市区中城乡差距最小的依然是浙江，城乡收入比仅为2.054。

　　以千百万农民为主体的底层民众财富的普遍增长，与浙江式市场经济密切关联。

　　在本书稿的许多章节你都会读到，改革开放40年间，浙江市场机制发育及民营经济勃兴的全民参与的广泛性是其他省市区难以比拟的，这与我们此前所阐述的浙江人的解放的广度和深度是呈正相关的。全民参与的广泛性决定了改革力量的主导者不再是少数背景特殊的上层人物，而是如作家梁晓声所描绘的这样一大群人：他们原本不过是些普通的工人、农民、脱去军装复员的下级军人，甚至是一些失业者，某一个时期内几乎穷途末路的人。于是，符合逻辑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民众参与改革并获取财富的机会相对均等，财富的累积亦相对均衡，并更容易渗透到全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再进一步的合理推论是，在浙江，千百万白手起家的成功者赢得了应有的尊重，仇富心态难以成为普遍的主流意识，因财富裂变可能产生的社会结构性压力消融于无形。

　　由此，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追问：为什么要改革？改革将向哪里去？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准又是什么？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实现中国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构建了中国梦的基本内涵，其核心与根本是人民幸福，而国家富强则是人民幸福的保障。

　　国民幸福感概念的最早提出，源于中国的邻居——国土面积约为浙江一半的小国不丹。20世纪80年代末，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在全球首创了“国民幸福总值”（GNH）体系。该体系主要涵盖了发展经济、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环境和实行良政四个方面，其核心价值指向为人民幸福。

　　美国《洛杉矶时报》曾在《追求另一种经济发展》一文中写道，很多年以来，我们一如既往地把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经济增长与幸福当成同一件事。但与半个世纪前相比，美国人的财富增加了两倍，幸福感却并未增加。“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重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是一个国家为最多的公民谋取最大幸福的合理方式？”

　　在中国，在浙江，从普遍贫困起点上出发的40年改革开放的基本脉络，显然是坚韧不拔地走向民富国强。与不丹人理想境界的幸福观相比，低起点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所谓幸福感，在相当时期内仍必须紧紧围绕如何加快经济增长来展开，而这一经济增长又必须最终积淀于民众财富的普遍增长。否则，改革便是偏离了方向，便是失败。

　　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导向的激励下，财富总量的爆发式膨胀，既是中国改革突飞猛进的最优质助推剂，也可能成为扼杀改革最危险的旋涡。关键在于，财富是怎样产生的以及财富的流向是否具有良性的制度安排，进而惠及最广大人群。

　　既往40年浙江所发生的事实是，不追求急风暴雨式的改革演进，秉持十分注重均衡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妥协与平和的姿态，面对财富的生产及分配等改革的核心命题，以机会均等的市场经济为基石，以有序、公平的政府助推力量为调节，浙江展现了温和派改革的成功实践。在这一理念的主导之下，最大多数的社会群体普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努力减缓了改革裂变所可能带来的惶恐与震荡，从而实现最广泛意义上的身心和谐。

　　在努力让老百姓致富并将财富二次分配的天平向弱小群体倾斜的同时，由于得到了执政者的鼓励，浙江民众开始舒展表达自我主张的空间，民主新芽稚嫩而鲜活。从经济、社会、政治的多维层面，越来越多的浙江人汇聚到了政通气顺、荣辱相依的同一面改革旗帜之下。

　　可以确信，中国改革不欢迎颠覆性对抗，根本目的是在温和变革中推进和谐进步。它肯定不应该仅仅是一场少数人的盛宴，而需酿造最大多数人得以分享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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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资料

《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

　　作者：胡宏伟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第一部以浙江实践来全面反映中国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历史的长篇实录史志作品，既谱写了恢弘阔大的时代主旋律，也印刻了让人难以忘怀的具体而微的创业者记忆，是一部讴歌时代、振奋人心的精品力作。

　　作者在32年长期追踪研究的基础上历时3年梳理写作，以大量第一手史料，依循浙江改革实践的主线，在独立客观的叙事中清晰还原和解读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地的浙江40年变革历程，从浙江改革开放看中国，再现浙江样本的中国意义。

　　作者简介

　　胡宏伟，毕业于杭州大学（现为浙江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曾任职新华社浙江分社副总编辑，现任职澎湃新闻副总编辑，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浙商总会新媒体委员会轮值主席，高级记者。长期致力于转型期中国区域经济与政经领域的研究。

　　出版专著有：《中国模范生——浙江改革开放30年全记录》（获第11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温州悬念》、《非常营销——娃哈哈：中国*成功的实战教案》、《温州炒房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