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工业发展论坛暨面向新时代的中国实体经济学术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中国社科院工经所所长黄群慧提出了未来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思路：一是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围绕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制造业供需结构失衡；二是形成工业和服务业良性互动、融合共生的关系，化解产业结构失衡；三是在“虚实分离”的常态中坚持“实体经济决定论”，从体制机制上化解“虚实结构失衡”，将风险防范的工作重点从关注金融领域风险转向关注长期系统性经济风险。

　　可从三个层面对实体经济进行分类

　　对实体经济三个层面的分类，不仅反映出对实体经济从狭义到广义，由核心、主体到全体的递进的基本内涵，而且这直接对应的产业符合统计年鉴的产业分类目录，容易进行实证研究。

　　有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主题，而近年来中国经济存在的“脱实向虚”问题又是政府努力解决的重大经济结构问题。然而，有关什么是实体经济以及实体经济包括的范围，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政策层面，并没有形成共识。为此，黄群慧创新性地提出了一个关于实体经济分类的分层框架。他将实体经济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实体经济，也就是制造业，可以用R0表示，这是实体经济最核心的部分，可以理解为最狭义的实体经济；第二个层次实体经济包括R0、农业、建筑业和除制造业以外其它工业，可以用R1表示，这是实体经济的主体部分，是一般意义或者传统意义的实体经济；第三个层次的实体经济包括R1、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除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外的其它所有服务业，可以用R2表示，这是实体经济的整体，也是最广义的实体经济。R2和金融业、房地产业就构成了整体国民经济，也就是包括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整个国民经济。

　　对实体经济三个层面的分类，不仅反映出对实体经济从狭义到广义，由核心、主体到全体的递进的基本内涵，而且这直接对应的产业符合统计年鉴的产业分类目录，容易进行实证研究。更为有意义的是，对应R0、R1和R2三个层面的实体经济结构，能够引出工业内部产业关系、工业与服务业关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这三个重要的经济结构问题。对于新时代下，这三对关系正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优化经济结构亟待正确处理的。因此，这个新分类框架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黄群慧表示，经过改革开放以后，工业化进程加快，进入21世纪初，中国就已经从一个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工业经济大国。十八大以来，中国已经积累了庞大的工农业生产能力和巨大的物质财富，实体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实体经济大国。

　　第一，从R0层面看，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实体经济世界第一大国，十八大以后积极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努力推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实现从大向强的转变。

　　第二，从R1层面看，中国实体经济取得长足发展。随着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工业结构加快向中高端迈进，能源发展呈现新格局，农业基础性地位进一步巩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显著提高。

　　第三，从R2层面看，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构成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传统服务业与互联网融合加速，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新业态不断涌现，创新能力和科研实力大幅提升。

　　实体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亟待解决

　　当前中国实体经济深层次结构问题在R0上表现为制造业供需结构性失衡，在R1上表现为服务业和工业发展的失衡，在R2上表现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结构失衡。

　　在充分认识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性实体经济大国、十八大以来又取得新发展成就的同时，黄群慧认为，还必须客观分析当前中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他指出，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国实体经济规模迅速扩张，但也积累了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实体经济增长质量有待提升。基于上述实体经济三层次分类框架，当前中国实体经济深层次结构问题在R0上表现为制造业供需结构性失衡，在R1上表现为服务业和工业发展的失衡，在R2上表现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结构失衡。

　　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是当前R0层次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R0供给结构的突出矛盾，主要体现为中低端和无效供给过剩、高端和有效供给不足的结构性失衡。具体可以从R0的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三个方面分析。从R0的产业结构看，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不够；从R0的产业组织结构看，制造业产业组织合理化程度有待提升，存在相当数量的“僵尸企业”，优质企业数量不够，尤其是世界一流制造企业还很少；从R0的产品结构看，产品档次偏低，标准水平和可靠性不高，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的产品的供给能力不足，高端品牌培育不够。

　　工业和服务业的关系是产业结构的关键问题，一直也是产业经济学研究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占比从1978年的27.7%下降到2016年的8.6%，第二产业从1978年的47.7%下降到2016年的39.8%，而第三产业则从1978年的24.6%上升到2016年的51.6%。黄群慧认为，服务业占比迅速提升，只是表明了中国产业结构迅速“转型”，但整体经济效率未得到有效提升、产业结构未能够实现有效“升级”，也就是说，在R1层次实体经济结构表明，中国面临着因服务业比例过快上升和实体经济比例过快下降而产生的结构“转型”和未“升级”的结构性失衡。

　　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业之间的结构失衡，虚拟经济增长过快，而实体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一方面，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日益降低，其中传统意义上的实体经济R1下降最快，2011—2016年下降了7.4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迅速提升，2011—2016年提高了2.8个百分点，其中金融业占比迅速提高了2.1个百分点。“脱实向虚”或者“实虚失衡”能够机制化的关键，在于实体经济回报率不断下降趋势和虚拟经济依靠资产价格泡沫收益不断上升的极大反差。实际上，与“实虚失衡”关键机制相关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和环境因素，包括实体经济税收负担、复杂的社会交易成本、金融监管机制和资本市场机制不完善、房地产市场长期有效稳定机制缺乏、房地产价格“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等等，都在主观和客观上强化了虚拟和实体经济回报存在极大反差这个“实虚失衡”的关键机制。

　　未来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思路

　　发展实体经济的当务之急是在“虚实分离”的常态中坚持“实体经济决定论”，从体制机制上化解“虚实结构失衡”，将风险防范的工作重点从关注金融领域风险转向关注长期系统性经济风险。

　　基于对实体经济结构失衡的机制分析，黄群慧提出未来中国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思路：

　　第一，发展实体经济的核心目的是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围绕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制造业供需结构失衡。具体可以从产品、企业和产业三个层面入手：

　　一是产品层面，以提高制造产品附加值和提升制造产品质量为基本目标，以激发企业家精神与培育现代工匠精神为着力点，全面加强技术创新和全面质量管理，提高制造产品的供给质量。一方面要完善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公平竞争等能够激励企业家将精力和资源集中到制造业创新发展上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要完善职业培训体系、职业社会保障、薪酬和奖励制度，进一步激励现代产业工人精益求精、专心致志。

　　二是企业层面，以提高企业素质和培育世界一流企业为目标，积极有效处置“僵尸企业”、降低制造企业成本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企业创新发展环境，培育世界一流企业。政府要积极建立有利于各类企业创新发展、公平竞争发展体制机制，努力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促进各类所有制的大中小企业共同发展。进一步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围绕降低实体养老保险、税费负担、财务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各个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出台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营造有利环境，鼓励和引导企业创新行为。

　　三是产业层面，以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和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为目标，积极实施《中国制造2025》，提高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服务化水平，建设现代制造业产业体系。从政策着力点看，一方面是有效协调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作用和更好地发挥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作用，政府应该更多地把工作重点放在培育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上；另一方面是通过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QI）的建设和管理，切实提高制造业行业共性技术服务、共性质量服务水平。

　　第二，发展实体经济的关键任务是形成工业和服务业良性互动、融合共生的关系，化解产业结构失衡，构建创新驱动、效率导向的现代产业体系。

　　首先，在三次产业日趋融合的大趋势下，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政策的目标不应该只是追求统计意义上工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而应更加重视产业的运行效率、运营质量和经济效益，更加重视培育工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互相促进的公平竞争环境。无论是从提升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还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融合，都需要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未来我国提高我国产业效率、实现产业升级，一定要抓住发展服务型制造业这个“牛鼻子”。

　　其次，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是形成符合融合化、信息化、国际化大趋势的新的现代产业体系，所谓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关键任务是要构建这种新型现代产业体系，而这种产业新体系的构建无疑是要依赖创新驱动战略的，创新能力不强是我国产业体系的“阿喀琉斯之踵”，无论是制造业的供给质量提升，还是解决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的问题，都要依赖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但是，创新是手段不是目的，实体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效率，即使是创新活动本身，也要关注的是创新的效率，构建和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一定要以效率为导向。

　　最后，当前我国服务业高度不够、效率不高已成为制约实体经济发展最突出的因素，不仅直接影响整个产业体系的效率，而且影响到工业创新发展能力。深入推进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生产性服务业改革开放，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中国实体经济质量、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

　　第三，发展实体经济的当务之急是在“虚实分离”的常态中坚持“实体经济决定论”，从体制机制上化解“虚实结构失衡”，将风险防范的工作重点从关注金融领域风险转向关注长期系统性经济风险。

　　2017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已经明确了金融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的、防控金融风险、强化金融监管等未来5年工作总基调。这无疑为未来实体经济发展、化解“虚实结构失衡”奠定了很好的政策方向基础。但是，问题的关键还是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深化改革，彻底打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巨大收益反差的“去实向虚”的自增强机制。实际上，金融业高收益对实体经济高端要素的“虹吸效应”与房地产价格泡沫对实体经济创新的“破坏效应”真正从体制机制化解困难重重。

　　从金融业看，这些年金融业高收益以及从业人员的高报酬已经集聚大量的高素质和高关系人力资本的人才，这些人才具备很强的金融创新能力，但其创新与实体经济创新不同，金融创新的方向大多是逃避监管、获取更多交易机会、使金融体系日趋复杂化，再加之这些人才具有很强的政策游说能力，这种背景下实现金融业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绝非易事。

　　从房地产业看，近年来房地产价格不断突破人们心理底线，这对实体经济的创新活动和整体发展已经产生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租售同权”、“共有产权”等长效机制能否打破房地产价格“暴涨——调控——再暴涨”循环神话还无法确定，房地产价格作为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达摩利斯克之剑”还高高悬挂。

　　当务之急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迅速着手建立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在“壮士断腕”的改革中，金融房地产业会面临着短期的阵痛，切勿以防控金融领域风险为由而影响改革的进程。

　　从风险管理看，相对于实体经济的风险而言，金融领域风险虽然更为直接，对社会稳定短期影响更为剧烈，但金融风险是表征，其根源还是实体经济的问题，因此，必须转变风险防控的思路和重点，从关注金融领域风险向关注系统性经济风险转变，特别是要针对虚拟经济总量调控、实体经济高杠杆、地方政府高债务和“僵尸企业”等系统性经济风险点多策并举、全面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