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在日前在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办的第1期“蓟门破产重组对话”中表示，去杠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国的杠杆率特点是存在“一高两低”的问题，“一高”是指企业杠杆率高，“两低”是指居民和政府杠杆率都比较低。从绝对水平上看，国企债务负担依旧较重，占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六成左右，国企去杠杆仍是重中之重，如果我们能够真正通过破产重组处理好僵尸企业，大概能使我们的企业部门杠杆率下降6个百分点左右。

　　张晓晶指出，就目前来看，去杠杆是当务之急。但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来看，总杠杆率还是会进一步上升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向成熟市场经济体迈进过程中，全社会杠杆率的上升是可以预见的。目前发达经济体的杠杆率一般来说都远高于发展中经济体就是最好的证明。一个成熟经济体，特别是在金融体系发达、本币国际地位提高情况下，举债能力大大增强，意味着能够更多地借助于债务杠杆来推动经济发展。

　　“杠杆率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杠杆率的错配以及治理能力不足。”张晓晶指出，杠杆本身无所谓好坏，金融就是杠杆，没有杠杆金融也就不存在了，问题在于杠杆资源的配置是否合理，如果都是低效率企业在加杠杆，而高效率企业却加不了杠杆，这就会产生杠杆率的错配，也就是金融资源的错配，从而带来风险。另外，治理能力也极其重要，如果治理能力不行，杠杆率一上升就会非常紧张;而随着我国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将可以承受更高的杠杆，而不会有今天面对杠杆率风险的紧张。

　　张晓晶认为，目前政府淡化GDP增长目标，其目的就是不必为了保持经济增长而进行大幅信贷扩张，有利于去杠杆。未来去杠杆应该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降低杠杆率增速;第二步是稳定杠杆率水平，改善杠杆率结构，从而降低风险。主要原因在于不同部门不同主体承担风险的能力是不一样。比如，政府部门掌握的资源多，负债能力强，杠杆率向政府转移可以适度减弱风险;同样，居民部门目前的杠杆水平较低，负债空间较大，从而居民部门适度加杠杆也能降低总体杠杆率风险。此外，外债少内债多也会使风险降低。因此，国际评级机构还有投行，看不到我国杠杆率结构改善而总是计较于杠杆率水平的做法就是非常偏颇的。第三步是实现杠杆率的有所下降。这除了各方面政策的协调配合，比如管控信贷、发展直接融资、硬化预算约束、减少政府隐性担保等，还需要破产重组的推进、僵尸企业的处理以及杠杆错位的纠正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