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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厉以宁 |
厉教授认为，从1979 年起，中国进入了“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的双重转型阶段，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两种转型的结合或重叠，是没有前例的”，当中积累的经验包括：要以体制转型带动发展转型；解放思想，清除计划经济理论的影响；把产权问题放在改革的首位；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民生；不断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核心是鼓励自主创新；重视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通过提高城镇化率继续助推实现双重转型；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以缓解就业压力，调动民间的积极性和民间资本的潜力。
从表面上看，厉教授这些娓娓道来的大白话和大实话似乎无甚高论。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之所以觉得稀松平常，恰恰是因为这些主张是在过去数十年实践的基础上得以提出、补充、修订，并最终深化与上升为理论。可以说，厉教授这本《大变局与新动力》的前半部分，揭示的恰恰是从尝试到常识、从具体进入抽象的过程，也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共同知识”的形成过程；而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所重申与强调的关键与重点，则是从常识到重拾、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也就是面对新问题、寻找新动力、构建新理论的过程。
目前，我们面临着经济增速放慢乃至遇到下行压力的“新常态”。厉教授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发展方式的不足之处就会相继反映出来，这就是红利丧失的主要原因”。但所有红利都依赖于我们“从无到有”或“推陈出新”的创造。在国企改革、城镇化改革、财税改革和社会治理体制改革者四大领域的改革之外，厉教授提出，我们应当用新体制、新机制的制度环境，用群众和企业的活力，用创意、创新、创业和竞争，去努力保护和促成新红利的涌现，包括新人口红利、新科技红利等在内的新资源红利，以及包括社会和谐红利在内的新改革红利。只要不停地有新红利涌现，就不必担心经济停滞和社会衰退，而且“各种红利一直是相互联系的，它们作为改革的成果，可能相互启发，相互促进”。
“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都没有终点，也不可能有终点”。实践要求研究者不断学习、成长、提高，也要求理论不断修正、丰富与完善。在“市场的道德与效率”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厉教授更为深入的探索与反思。
厉教授指出，在传统的经济学思想与方法的指引下，“效率标准是经济学的标准，效率判断也是经济学中的判断，而道德标准和道德判断都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研究任务”“通常只着重经济因素与技术因素，而忽略非经济因素与非技术因素；只在意利益的影响，而不注意社会责任感与公共目标的作用；只强调物的价值实现，而忽视人的价值实现”。厉教授进一步阐述，要想提高效率，发挥潜力，就要正视、尊重和倚重效率的道德基础，“一要靠对人的自主性的尊重，以便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得到发挥，二要靠人际关系的协调，靠人同团体、组织、社会的适应”。
厉教授认为，改革的“拦路虎”包括利益集团的干扰、制度惯性的存在、完善与独立的市场主体的缺乏，要深化改革还必须重视信用体系的建立和道德力量的调节。事实上，厉教授的这一主张可以进一步引申开去，那就是：个人、社会与政府都要讲求信用，都要受完善的道德力量的调节。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大变局下实现厉教授所指出的他律和自律并重、法律与道德的并重、经济与文化并重，锻造厉教授所期盼的动力、信念、精神，造就厉教授所重视的“有道德、有信念、有信仰的个体”，最终获得厉教授所强调的“新改革红利”尤其是“社会和谐红利”。
市场经济并不必然伴随着钱权交易、寻租和腐败等丑恶，也不必然带来理想、完美、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但市场经济无疑比平均主义更利于效率和发展，又比单靠权力来分配资源和收入的方式更公平。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价格改革或企业改革为主线、“激进”或“渐进”、“市场”或“股份”、宏观体制或微观基础等等之间的分野，或许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泾渭分明。恰恰相反，任何一位有社会情怀、有公义良知的学者，都应当保持自己对真实世界与重大学术问题的敏锐体察和解释力，都应当相信市场的分工、竞争与合作的巨大力量，都应当牢记每个个体都绝不是无足轻重的数字，都应当避免只看效率、只谈产出的庸俗的形而下，都应当警惕与抵制某些从“管治一切”变为“管制一切”的部门本位思维。
萨缪尔森曾经说过，要让经济学“带有一颗温暖的心”。我们期盼更多像厉教授在本书中所着手构建的“有温度的经济学”。这种以人为本的原则与情怀，这种对中国经济实践具有超强解释力和科学指导力的概念、规律、范式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框架，这种思想解放、理论创新、经济改革之间的良性互动，才是“中国特色经济学”以及中国经济学界真正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所在。
（经济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