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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为经济增长创造正确的激励
2017-10-18 作者: 来源: 经济参考网

  竞争和共谋之间的界限很少像经济学教科书所讲的那样清晰明确。这个界限是不稳定的,会随着经济的演进而改变。为了从容地应对这些情况,新的制度和新的分析框架必须像对待经济一样,时刻注意社会和政治的动向。

  即使在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中,与朋友、亲戚或邻居做生意时,至于哪些行为构成非法,也是持续争论的话题。确保竞争性市场所需的标准和机制也在频繁改变。

  竞争为经济增长创造正确的激励,这一观点已然成为经济学中不容置疑的定论。然而,在发展中社会,共谋做法的盛行可能实际上有助于增进其经济效率。在经济起飞阶段,我们会看到一些中介组织涌现出来,比如近代欧洲的同业公会、中国转型时期的乡镇企业以及东亚的控股公司等。不过,在发展中的某一阶段有助于加强协调的中介组织,到后来可能就会变成协调的障碍了。

  一个除家庭之外缺乏其他组织的社会,可以从集中控制几个家庭联合的大型企业中受益。在一个缺乏建立信任及社会互惠体制的社会里,共谋的能力或许是社会资本的一种形态。因此,在旧金山或日内瓦人眼中的裙带关系,可能真的能给发展中国家带去原本不可能的合作和规划。鉴于合作伙伴和契约不一定可靠,现代经济中常见的资本和共谋之间的分野并不适用于资本积累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共谋关系反而填补了市场制度的空白。

  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差异会影响经济表现,并导致对竞争和共谋的不同定义。在追求经济优势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对个人责任的作用共同持有的假设甚至不适用于代表许多前工业化社会的农业地区。从不同的起点开始经济增长过程的国家,需要不同的建议来帮助它们进行必要的社会和政治创新。

  西方专家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客户提供经济政策建议时,往往会将目标与达成目标的手段混为一谈。典型的建议就是使用比较统计学的方法,对照建议者本国与接受建议的国家在体制上存在哪些差异,然后再设法在一个转变步骤中加以调和。但是客户需要的是动态变化的模型来协调跨周期的阶段及序列,而不是讨得一个全球最佳的做法。中国的无名银行账户背离了全球最佳的做法,但其表现却优于印度的银行体系,因为他们能让民众把钱存到正规的银行体系里,而拘泥于规则的印度银行却将储蓄推向了黑市。中国的制度虽然是次优的,却更加灵活,所以中国的金融资产占GDP的百分比达到了269%,而印度仅为166%。对于薪俸微薄且缺乏训练的执法人员来说,印度的刑法所设定的严格证据标准要求过高,即使重罪也难以受到起诉。

  在抗击第三世界腐败的斗争中,21世纪的纽约市提供的最佳范例恐怕就只有它在19世纪打击坦慕尼协会的经验了,当时法律制度非常薄弱,随时都受到贿赂的影响。政策最艰难的一面就是要找对变革的动力机制。

  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之间的边界随着经济的成熟而不断移动。在增长的早期阶段,这些界限可能是飘忽不定的,因此很难将共谋与竞争区别开来。区分共谋和竞争需要有促进形成共识的组织,而发展中国家往往缺少这种类型的组织。经济增长会打破传统,重新调整社会和政治结构,淘汰现有的社会资本。不同团体之间对哪些人应该承担变革的成本所达成的共识,通常是变革过程中最难以捉摸的部分。在如何应对无法预料的情势上取得共识,可能比变革本身更加艰难。

(本文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资本与共谋》,作者:[美] 希尔顿·L.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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