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最早的春拍，都来自于海外，一般来说都是日本的东京中央拍卖拉开全球春拍的第一幕。然后是纽约苏富比，然后香港、北京、上海等地。不是圈内人，可能会很疑惑，买张画，为什么要全世界飞来飞去，难道国外的中国画，会比中国还多？
这就牵扯到历史原因，以日本为例，从唐代第一个遣唐使到达中国开始，日本人就特别喜欢中国书画，除了当时朝廷赏给他们的，他们自己还没事就跑到中国来买。日本人认为最好的保护就是一丁点儿都不变。如今散落在日本各岛上的古代书画数量可观，并且在几十年内都未曾公开交易过，也就是圈内很青睐的生货。
而美国也存有大量的中国古代书画，这主要是民国时期大量的外销。当然，也有抢掠的盗卖的，想起来也是令人扼腕，心情沉重。事情都有两面性，也正是因为在国外的妥善保存，使得我们还能看到很多好东西。这次2017年东京中央的春拍就出现了四件难得的中国古代书画，这四件东西的创作年代，恰好是宋元明清，这些作品早早地漂洋过海，数百上千年来默不作声，却完美的完成了一件事情：文化输出。
宋人摹王羲之 已经是项元汴的无价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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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摹本 王羲之一门《万岁通天帖》手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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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摹本 《姨母帖》 |
在古代，想学习艺术真的是很难，别说看真迹难，连看复制品都很困难。在过去，碑帖收藏比字画收藏高级，碑帖被称为“黑老虎”，就是因为，人们觉得印名迹不容易。这本《万岁通天帖》宋摹本，临摹的是大名鼎鼎的王羲之家族的十张帖。山阴王氏真是一个神奇的家族，不仅出了书圣王羲之，连他的伯父、儿子和侄子们也都是书坛大佬。这部《万岁通天帖》集合了王氏家族七人的十张帖，个个都是大腕儿，所以又称为《王羲之一门书翰》。
这部帖在王氏家族的子孙手里一代一代传下去，直到武则天当了皇帝，王羲之的后世子孙王方庆，把这件宝贝献给了武则天。他献上的不仅是这卷帖，而是一个特别全的十卷本，里面包括王方庆的十一代祖王导，十代祖王羲之、王荟，九代祖王献之、王徽之、王珣，一直到他曾祖父王褒，王家一门28人的墨迹珍本。这一年正好是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由此才有了“万岁通天帖”这个名字。
王方庆也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把自己祖宗的墨迹全部献给皇帝，然而武则天并没有将这部法帖据为己有，她欣赏够了，就让手下人摹了几本留着，把原来的那本集合了王家一门28人真迹的《万岁通天帖》还给了王方庆。
这样王羲之的真迹，就变成了民间收藏。民间收藏的脆弱性在于，一旦遭遇战乱、天灾、人祸，民间藏家对于文物的保护能力很弱。后来，这卷真迹就不知所踪了。也就是说，今天我们都说王羲之是中国最伟大的书法家，但没有一个人见过他本人亲笔写的字，我们看到的都是当时的摹本。辽宁省博物馆目前还保存着一件唐代的《万岁通天帖》摹本，价值已经难以用金钱衡量，有人甚至认为这件摹本比起神龙本《兰亭序》更能够代表东晋时期的王氏书风。
这次东京中央春拍出现的《万岁通天帖》摹本，是宋代的摹本。宋代摹本肯定不可能是看着真迹去临摹的，应该是唐摹本的摹本，经过几百年的距离，这个摹本肯定有变形走样的部分，但是也能表现出，宋人眼中的王羲之是什么样。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宋摹本和唐摹本的细节，再看《万岁通天帖》中的《初月帖》，可以发现，宋摹本比唐摹本来说，字形还在，但从风神、笔墨细节、速度感和节奏感上来讲却略有差异。但是，这在古代，已经是了不得的好东西了。不信，看看历代收藏者阵容就知道了。
首先，这件宋摹本《万岁通天帖》，在宋代曾经归南宋贾似道收藏，贾似道是南宋理宗时的权相，宋代很多好宝贝都经过他的手。贾似道号“秋壑”，因此，我们现在仍然能够在这件东西上看到贾似道的收藏章“秋壑”。
既然是贾似道过手的东西，那么一定和南宋内府收藏脱不了干系的。果不其然，卷上还有北宋时期宋徽宗内府收藏印章“双龙”和“宣和”两印，又有南宋的宋高宗内府收藏印章“绍兴”印，可见在宋代时，这件东西就一直是内府收藏。有可能是北宋徽宗时内府高手依照唐代武则天时期的摹本所摹。
到了明代，这件宋摹本《万岁通天帖》到了海内收藏巨擘项元汴的手中。项元汴的书画收藏之厉害，能顶得上今天的故宫博物院。他在这件宋摹本后面留下了一段跋文：余家世传奇迹有九，斯卷居第二。按钟绍京法书宗旨云：此十帖为献唐王方庆家世宝。天后作聪明命进览勑裴耀卿摹本，藏内府，仍以真迹归还方庆。历代为御府收藏。宋末为贾秋壑秘藏，后复为吾祖八一公购为永秘。余小于笃于好古，收贮名墨虽多德，如此帖者，千不得一也。缘装餙被蠧粉，令为重装，复识数言于纸尾鹥。明嘉靖三十（1551）年，檇李山人项元汴谨书。
按照跋文的意思，项元汴认为他们家收藏的绝顶珍迹有九件，而这件宋摹本能排得上第二名。这件东西是项元汴的祖父“八一公”购买的，属于祖传的宝贝，项元汴称其为“千不得一”，可见这件摹本在他眼中的珍贵程度。话说在古代传世法书墨迹的价值，普遍要高于绘画，这一点和今天有很大不同。
卷后还有沈树镛（吴湖帆外祖父）的跋文，他说：“世传项氏千金帖有三，此卷其一也。”可见沈树镛也知道，这件宋摹本是项元汴三件价值千金的法帖之一。
元代杨叔谦 画下赵孟頫的容颜
说完了宋代，我们来到元代。中国文人画历史上，宋代苏轼、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这三个人，是最重要的三个人，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促成了整个画史的转向。
图中这件小像，画的就是元代的赵孟頫，他虽然是汉人，而且还是南宋赵家人后代，却深受元代皇帝的欣赏，官居一品，名满天下。这张小像的作者，是元代的著名画家杨叔谦。据赵孟頫《松雪斋外集》的记载，杨叔谦是元朝的工部官员，官位属于“诸色人匠”，这个部门基本就是负责制造朝廷所需的金银器、绘画雕塑等物件。杨叔谦经常给皇上画画，还和赵孟頫合作过《农桑图》进献给当时的元仁宗。
画中的赵孟頫头戴乌纱帽，身穿朱色朝服，手执笏板，神态安然而机敏。虽然已经皱纹眼袋一大把，但仍然不失儒雅，可以推测年轻时长得不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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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叔谦（元）画 赵孟頫（1254-1322）自题小像 |
从这件小像的题跋文字来看，用笔平稳，透着雍容的清贵之气，正是他典型的楷书风格。清代的乾隆帝一辈子就是学他的书法，但也不知道为啥学的像软面条似的。这样的元代大画家画大画家的作品，自然引起了历代收藏者的兴趣。
有趣的是这件东西是元代重要作品，但最早的题跋却是从清代开始。这就牵扯到一个装帧形制的问题。
赵孟頫的年表记载了杨叔谦为他画小像的事情，但并没有记录当时的形制。明代陈继儒（董其昌的朋友）的《泥古录》中记载这件作品是画轴，而清代卞永誉记载为册页，晚清学人选学斋崇彝，则于其《选学斋书画寓目笔记》卷九中，记为手卷。
可见这件东西不停地被重新装裱过，画心也存有册页的折叠痕迹，而正是这样的装帧，使得之前过手的人，无法留下题跋。恰好，这个手卷的引首，是清代的碑学大家伊秉绶题写的，那么可以推测，这件东西被重装为手卷的年代，大概也就是清朝中期。
此后，才引来了众多清朝收藏和过眼者的题跋，包括狄平子也为它题写了签条。民国时期著名书画期刊《艺林旬刊》、《湖社月刊》都曾经出版过这件作品。（马倩雯 民国画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