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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动力质量三要素成改革痛点
专家建议解决“原罪”顾虑,重视缔约权,正视降费拉动经济效应
2017-02-16 作者: 记者 赵晶 林远/北京报道 来源: 经济参考报

  网约车该不该管,应该怎么管?看不看得见“西岭雪”竟然和经济发展质量有关?在15日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7年年会”上,来自不同领域的经济学者从专业角度,解读和预判了产权、动力、质量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取向作用。

  展望2017年中国经济,不少专家认为,经济下行压力仍未减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问题仍然很多,不少制度层面上的问题亟待从法制角度加以规范。

  产权 绕不开的缔约权

  供给侧改革绕不开产权问题的研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认为,网约车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他说,缔约权的问题在当下发展过程中显得日益重要,在网约车改革中,决策层面对于缔约给予的自由度仍然偏小。

 
 

  “私家车到底能不能从事经营活动,引起很大的争议。其实,只要不影响社会公益和秩序,应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周其仁说。

  周其仁认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越往市场经济的深处走,使用权的问题越容易界定清楚,也更容易得到保护。但难度会集中到转让权。

  他解释说,在现实中,很多要素资源转让形式非常多,也有各种各样的合约形式,缔约权的问题就越来越重要。网约车引发的争议,就是关于缔约权问题的集中体现。“下一步围绕缔约权,两个倾向要注意。一是不要危害社会利益的自由度,二是对侵犯社会利益的监管要到位。”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他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去年11月出台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十分重要,《意见》不仅提出了房屋产权问题,对怎么解决企业家“原罪”,法不溯及既往做出了解释,给民营企业家吃了定心丸。樊纲认为,《意见》的出台,解决了之前政府和民营企业合作过程中,由于时间和人为因素造成的反悔情况。同样的,产权问题也是PPP立法中绕不开的痛点,樊纲认为,要促进民间投资,需要消除制度性障碍,加强产权保护,提高民营企业的投资信心。“有损于公众利益的事情必须立法禁止,在没有禁止的情况下,应该允许企业去尝试、去试错。”樊纲说。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直言,现在应该抓紧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对涉及重大财产处置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民营企业和投资人违法申诉案件,应依法甄别。确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使用法律错误的错案冤案要依法予以纠正,并赔偿当事人的损失。

  动力 以改革保护企业积极性

  社保费用到底高不高?被质疑尚未看到成果的减费降税到底对拉动实体经济有没有作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细算了一笔明细账。他认为,社保缴费的比重偏高是中国企业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白重恩表示,不含增值税的情况下,我国的税费包括所得税、社保缴费等,缴费比例约为68%,远高于其他一些地区的缴费平均值。具体而言,美国为44%,瑞典为49%,德国为49%,印度为61%,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平均值仅为34%。

  在世界银行的数据中,这些税费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社保相关税种,一类是其他税种。白重恩说,数据显示,我国社保缴费占企业的盈利为49%,不含增值税的其他税种占比为20%。但在国际上,美国的社保缴费比例仅为10%,福利更好一些的瑞典是35%,仍然比我们低。

  白重恩认为,降低包括社保费用在内的税费和政府加大投资刺激经济这两种手段,是从财政角度寻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新动力的两种方法。他认为,通过降低税费的方式能够更好地刺激企业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会引导更多的市场手段的投资,并且能有效增加经济动力。

  另一方面,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吴敬琏认为,当下的出路就在于切实推进改革,使市场能够在稀缺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

  吴敬琏说,过去的一年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基础上,发布了多方面的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有关“四梁八柱”改革的文件大部分都齐备了,这些文件规定的改革方向明确,措施得当。“问题在执行上,比较婉转地说,还不够得力。”吴敬琏说。

  吴敬琏认为,2017年要做的就是在执行上花更大的力气,让这些决定、这些文件得到真正落实,从而为我国的资源有效再配置和供给效率的提高提供一个坚实的制度基础。

  质量 更加注重潜在增长率

  “成都到底能不能看见西岭雪?”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说,过去,成都人都认为“窗含西岭千秋雪”是不太客观的事情,仅仅是诗意而已,因为成都根本看不见西岭。

  然而,汶川大地震后,当地经济运转出现暂停,成都人惊奇地发现,竟然能够看到西岭了——原来之前看不见仅仅是因为工业太多导致了污染。

  蔡昉由此说到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中,对于经济质量的要求。他认为,经济增长的质量,首要就是不能以牺牲资源、生态、生产安全为代价。其次,有质量的经济增长应该注重潜在增长率带来的增长,而不是刺激政策。第三,有质量的增长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增长,但产业结构调整是以生产率的提高为导向的。第四,有质量的增长是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传统动能延续带来的增长。

  蔡昉分析说,当前空气质量和经济活动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替代关系。当工业产出下降的时候,空气质量会改善,反过来也是一样。“在经济发展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的时候,这个替代关系是存在的。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蔡昉说。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追求增长质量,还应关注杠杆水平的变化。“我们最近做了一个研究,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就是当国家债务率与其长期债务水平的偏离度超过十个百分点之后,似乎很少有国家能够避免接下来出现的信贷危机。”

  哈继铭具体分析说,美国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在2007年、2008年的时候债务率偏离超过十个百分点,之后就出现了金融风暴。在欧洲一些国家,比如西班牙,一度偏离度达到40个百分点,中国现在是30个百分点。中国在稳定增长的同时,也要努力地降低杠杆率。只有这样,才能使增长的质量有保障,并规避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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