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创新基因·引擎

　　为了在新型研发机构充分施展才华，一批出色的科研人员宁肯辞去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行政职务。

　　无经费、无编制的“三无”单位，却让企业对它们趋之若鹜、地方政府将它们视同珍宝。

　　外界眼中“不完全像大学、不完全像科研院所、不完全像企业，还不完全像事业单位”的“四不像”单位，却成为资本市场的宠儿、新三板的常客、跨国科研交流的生力军。

　　新型研发机构的井喷式发展，不仅为破解我国科研与市场对接“两张皮”痼疾提供了宝贵路径，也为我国实现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孕育培养“科研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几十年来，有“空气动力专业国家队”之誉的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科研创新群体，勇于创新，自主设计建成世界级风洞群，我国几乎所有的飞机、导弹、飞船等航空航天飞行器，都在这里进行过空气动力试验研究。 　　图为科研人员在高频等离子体风洞试验现场研究课题。 　　新华社发（余江　摄）

　　在不久前闭幕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加强科技供给”“深化体制改革创新，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成为未来我国创新驱动转型的核心内容。业界普遍认为，在这一发展进程中，新型研发机构必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释放出更多的创新动能。

　　工业机器人和智能装备、大功率激光器以及无人艇项目——今年6月上旬，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国军见到《经济参考报》记者时，掰着指头数出了这三项重点任务，每一项都不仅有着成熟的科技团队在稳步推进，同时还有着明确的产业化开发路径，市场前景广阔。

　　如今，张国军还身兼广东省智能机器人研究院院长、制造装备数字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等数职。作为珠三角最知名的新型研发机构之一，去年该院刚刚组建的机器人应用中心在短短六个月里就接到各类订单累计超过5000万元，一度出现“企业排着队等签单”的火爆场面。

　　张国军说，按照计划，今年该中心将和大连机床厂展开合作，在东莞等地分两批引入总计15000台智能数控装备，再以分时租赁方式灵活提供给东莞中小制造企业使用，进而释放出更大的产业溢出效应。

　　“我们估算了一下，研究院每生产、销售1亿元的设备，东莞当年增加的工业产值就能超过10亿元。更重要的是，全球智能制造应用的时间窗口也就3到5年，我们要想办法帮助企业抓住这个窗口，不能错失良机。”张国军说。

　　眼下，仅在研究院一栋大楼的墙面上，就满满当当挂着20多个牌匾，从工业项目的示范基地，到不同企业的分试验室、分研发中心，整个研究院已经变成了当地乃至珠三角的公共研发平台。在外界看来，灵活的机构设置、近百家的孵化企业、数以千计的成熟产品，都是这个平台区别于传统高校与科研院所的显著特征。

　　东莞市科技局副局长沈海邑表示，目前东莞像华中科技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已经达到27家之多，累计投入资金超过40亿元，而服务企业超过2万家，成为东莞全市创新转型的核心支柱，“如果条件合适，我们还会发展更多新机构，同时加强对现有机构的考核、管理，促使它们发挥出更大作用。”

　　企业“踏破门槛”、地方政府“求贤若渴”、创新人才“大放异彩”——在东莞之外的东中西部许多地市，记者都目睹了多个新型研发机构展现出类似的勃勃生机与旺盛活力。据不完全统计，仅广东、江苏两地此类新型研发机构总数就有近百家之多。

　　在江苏，由省政府牵头成立的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只用了短短不到三年时间，就成为一家拥有23间专业研究院所的产业技术攻关平台。该院执行院长刘庆说，仅汽车一个领域，孵化的企业去年销售总值就超过20亿元，而累计投入则只有6亿元，收效比达到1比3，“我们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连接江苏产业和全球创新资源的技术平台”。

　　在广东，由于清华深圳研究院成果丰硕，院长嵇世山正在广东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积极筹建清华珠三角研究院，目标就是给深圳以外的其他珠三角城市提供更多科技创新资源支持。

　　破解科技创新“两张皮”痼疾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新型研发机构能够如此受到市场欢迎？广大科研平台和地方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的共识是，新型研发机构破解了科技与市场这“两张皮”的痼疾。

　　谈起这个问题，张国军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讲起了这样一件事情：2013年以前，华中科技大学研究团队率先在国内开发完成了高性能的RFID全自动封装生产线，然而由于稳定性不高、故障不断，加之成本太高而很难推广。最后是研究院自己投入40多人攻关，开展了大量的工程化开发，全面提升了各项性能，尤其是稳定性大幅提高，终于让这项技术和产品在企业落户生根。这个项目因为打破国外垄断、大幅降低无线射频识别标签的制造成本而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奖。

　　“现在很多地方科研成果转化遭遇‘滑铁卢’，就是太想把科技与市场这‘两张皮’做成一张皮了。”张国军说，“我们最开始也是想把学校的研究成果直接拿来用，但是后来一实践就发现，这‘两张皮’捏不到一起去，它中间必须有新型研发机构这样的第三张皮或者说食品粘合剂来做承接。”

　　广东西安交大研究院负责人邹建华今年年初刚刚上任。他说，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就任的这短短几个月已经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价值观，“高校、科研机构和市场不能够硬性对接，一是企业不了解我们的高校体系，高校也不了解企业的运作思路，二是企业最急需的短期技术改造和产业应用不是高校的长处和优势所在，传统体制的惯性又严重束缚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与其花大力气将两者捏在一起，不如放手让新兴科研机构发挥作用”。

　　中山大学惠州研究院院长纪红兵也认为，大学保持全球高端学术水平和对接企业客观上就存在矛盾，“因为前者往往难以短期收效，后者又最在意经济核算，一个是往前看，一个是往后看，这就必须要有个缓冲层来应对，而这个环节又不能复杂化，新型研发机构正好满足这一需求，这也正是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国内化工园区安全管理研究主力军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大趋势孕育“研发产业”未来

　　尽管模式各不相同、规模大小不一、产业各有侧重，但较为成功的一批新型研发机构普遍具有实体化、资本化、国际化三大共性发展趋势，而这也为传统高校和科研院所跳出市场化门槛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实体化——作为目前运作比较成熟、经济和社会效益都比较突出的代表性新型研发机构，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中科院西安光学所、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都拥有一支600人以上的独立科研力量，其中80%以上人员都来自于市场招聘，可以组成数个甚至数十个团队与企业进行对接。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部分缺乏独立团队的新型研发平台发展相对缓慢。一所新型研发机构负责人向《经济参考报》记者坦承，由于多重原因，该院一直未能形成研发队伍，主要依靠将企业需求带回学校本部对接，“结果就是只能收取微薄的服务费，形不成有效积累，也不能及时满足企业需求，发展十分缓慢。”

　　资本化——在全面对接资本市场的基础上主动“断奶”，通过“投资公司+孵化器”方式推动研发项目可持续发展，形成自我造血能力。

　　依靠政府输血的平台活不好、活不长，是绝大多数新型研发机构负责人的共同心声。而通过孵化器方式对接资本市场、通过引进企业和社会资金孵化科研项目，是它们的共同选择。

　　深圳清华研究院院长嵇世山说，作为国内最成功的新型研发平台，该院的突出特点就是一开始就没有“皇粮”，而是形成了一整套技术股权投资体系来孕育孵化技术项目。“迄今为止，我们一共孵化企业超过1500家，产值超过200亿元，其中研究院拥有股权的企业超过150家。如果没有投资平台、没有自我造血功能，我们就会成为政府的负担，走不了多远”。

　　国际化——研发资源和研发人才配置国际化程度较高，主动惠及国际创新资源搭建国际合作平台，这一点在电子信息、半导体、新材料等国际竞争较为激烈的关键性领域更为突出。

　　扬州市科技局局长杨蓉说，仅该市启动的科技合作平台就先后与美国、德国、以色列、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形成一种开放的国际科研合作格局，一年之内带动企业形成的国际性合作项目就增长了4倍。

　　一些机构还将自己的触角主动延伸到海外。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庆介绍说，该院目前已经在美国硅谷设立了分院，主要目的就是在那里连接最具活力的创新资源。“这样，就能和国外的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并发挥我们的制造优势。”

　　科研成果“变现”难题待解

　　在看到新型研发机构主动对接市场、积极寻求自我造血能力的同时，也要看到，由于机制体制的束缚和障碍依然存在，几乎没有一家新型研发机构没有触碰过资本运作的“天花板”或者“玻璃墙”。如何打通评估转让、专利入股等科研成果转化的“老路”与“新路”，仍然是当前我国科研体制改革亟待解决的重大障碍。

　　对于新型研发机构而言，由于更有利于降低国有资产流失风险、保障校方利益，扮演监管角色的高校（科研单位）和行政主管部门更愿意研发团队和企业采取评估转让或者专利授权模式完成，但在很多新型研发机构看来，这两种模式分别存在评估价格容易过高损害企业利益、授权存在不确定性难以实施长期经营规划等固有弊端而不被企业广泛接受，实际上并不可行。

　　“以我所知道的一个专利为例，第三方给出了300万元的评估价，但学校坚持认为存在低估嫌疑，始终不予批准。此外，当前新型研发机构和企业结合紧密，研发人员进入企业工作是一个普遍现象，客观上这也会影响相关人员走评估转让和授权许可的积极性。”西北一家知名新型研发机构负责人说。

　　同时，多位新型研发机构负责人反映，尽管科技成果转化法已经出台，国家也已经多次明确鼓励采取股权激励政策推动专利转让，但“这条路实际很难走通”。

　　张国军介绍说，以该院旗下的一家企业为例，相关研究团队在机器人驱控一体化上取得研发成果并吸引了风投基金加入，需要调整降低研究院占企业股份比重，增加研发团队股权比重。“这本来是件好事，可以更大地激励研发人员，同时回收国有投资，更符合国家政策与法律方向，但是因为涉及校方股份，结果就需要完成从研究院投资公司到学校产业集团等多级审批，甚至还要到教育部审批或备案，风投一看就打了退堂鼓。”

　　“这就好比让研发机构‘坐在金山上哭穷’。”张国军说，“我们下面有33个公司，资产处置决策涉及投资、溢价、增资等多个领域，但是在股权转让、退出上从没成功过。如果能够打开这个环节，我们转让一些企业股份就能换来上亿元的流动资金，实现更大的发展。”

　　部分研发机构负责人介绍说，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开始探索帮助新型研发机构及其团队落实专利入股、股权投资等渠道，但是有些问题还没有完全理顺。比如税收问题，一旦认定知识产权入股带来个人资产增加，就要纳税20%，1000万的作价股权就要纳税200万，这几乎是研发团队绕不过去的坎。如果这个不改变，科技成果转化法的细则不落实，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不可能长久。

　　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钮晓鸣认为，面对新型研发机构的兴起，政府应该做普惠而不是风投，政府源源不断地做好公共研发平台。如果监管部门是基础研究、产业知识积累、甚至具体的产品都投钱，太累了。政府部门布局让第一棒和第二棒有活干，让第四棒“干好活”就行，也不用直接给企业补贴。

　　张国军认为，在落实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要确立“限时规则”。科研成果通过股权形式转化，需要严格的流程时限，但现在进行股权退出和转让需要经过学校、国资等多个部门，很长时间文件批不下来。建议对有关部门在涉及科技成果转化的审批上确定具体时限，比如不予同意的决定最长也要在一个月内做出，这样才能真正对接资本市场运作规则，否则就容易耗死在某些流程中。

　　（本稿件由记者王攀、程群、陈钢、蔡玉高、何宗渝、周琳、高皓亮、李峥巍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