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理论创新服务全局

　　简要地说，我们所主张的上面这些“立”，是生发于对经济规律的探究，面对古今中外的实践，兼收并蓄已有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的积极成果，但首先是既对应于中国的“特色”和背景，又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赶超战略。邓小平所强调的“三步走”，可理解为一种实质性的赶超战略。其间前面几十年主要是追赶式的直观表现，最后的意图实现，则确切无疑地指向中华民族能够实现伟大复兴，在落伍近二百年之后又“后来居上”地造福全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这也就是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决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而是一个古老民族应该在和平发展崛起中对世界和人类做出的贡献，是数千年文明古国在一度落伍之后，应该通过现代化来加入世界民族之林第一阵营、在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发展共赢中间做出自己应有的、更大的贡献，即服务于中国和世界人民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我们深知，相关的理论和认识的争鸣是难免的和必要的，而在中国现在的讨论中间，似乎还很难避免有简单化贴标签的倾向。比如说在一般的评议中，某些思路和主张很容易被简单地分类——某些观点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某些观点被称为主张政府干预和主张大政府，有些则被称为是主张第三条道路。贴标签的背后，是认识的极端化和简单化。

　　我们自己的认识倾向是希望能够超越过去的一些贴标签式的讨论，侧重点在于先少谈些主义、多讨论些问题，特别是讨论真问题、有深度的问题，来贯彻对真理的追求。研讨清楚了“真问题”，所应持的“主义”也就呼之欲出了。没有必要在经济学框架之内、在对经济规律的认知领域之内，对这些讨论中的观点处处去贴意识形态标签，处处去分辩是左是右、姓资姓社。新供给研究的追求，是继承经济学和相关学科领域内的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经济理论学说作出发展，包括补充、整合与提升。

　　我们对于理论研究的“从实际出发”应该加以进一步的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既要充分体察中国的传统（包括积极的、消极的）；充分体察中国的国情（包括可变的与不可变的）；也要特别重视怎样回应现实需要——有些已认识的固然是真实合理的现实需要，但也会有假象的现实需要即不合理的、虚幻的诉求，我们要通过研究者中肯、深入的分析，来把这些理清。既从实际出发体察中国视角上必须体察的相关各种事物，同时也要注重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共性和个性，包括阐明和坚持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在认识上可以得到的普世的共性规律和价值。

　　由破而立，由理论而实际，在分析中就特别需要注重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合，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互动等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和相互关系考察，力求客观、中肯、视野开阔、思想开放。“新供给经济学”决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面对挑战有感而发，为不负时代而做出理应追求的创新。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调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实践，有巨大的进步和颇多成绩，但延续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仿效发达国家的需求管理为主的思路，继续贯彻单一的“反周期”操作路线，随近年的矛盾积累与凸显，已日益表现出其局限性。今后随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经济下行中资源环境制约和收入分配等人际关系制约已把可接受的运行状态的“区间”收窄，再复制式地推出“四万亿2.0版”的空间，已十分狭窄，较高水平的理性“供给管理”的有效运用，势在必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要求，其后领导层更宣示了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直指形成有效制度供给的改革这一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和以创新驱动、结构优化接触供给抑制、释放增长潜能的系统工程。既然在中国中长期发展中如何破解瓶颈制约，和攻坚克难全面深化改革、优化结构，是国人共同面临的历史性重大考验，那么我们应站在前人肩膀上，以严谨的学术精神，秉持理论密切联系并服务实际的创新原则，更好地追求经济学经世济民的作用，更多地注重从供给侧发力，在实践中破解瓶颈，服务全局，把握未来。

　　经济学是一门与实践密不可分的致用学科，新供给经济学是在中国本土研究者中抱着“经世济民”的情怀与追求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期待这样的学术理论研究能够避免走“空谈误国”的迷途，而实实在在地做到胸怀世界、脚踏实地，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道路上为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服务。

（文章摘自《供给侧改革》，中信出版社，作者：贾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