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美国人的记忆中曾有什么令人深以为耻，那一定是奴隶制的存在。在20世纪60、70年代，有关奴隶制度的研究一度成为美国历史研究领域最为活跃、最有生气、最激励人心的课题，美国历史学界几乎所有最负盛名的学者都投入到了奴隶制度的研究中，大量论述城市和工业奴隶制度、奴隶文化、奴隶家庭、奴隶居住环境以及奴隶的宗教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其中，由经济学家罗伯特·威廉·福格尔（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与斯坦利·L.恩格尔曼合著的《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1974年出版）一书，是有关奴隶制经济史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在美国黑人奴隶制方面的研究，几乎是对美国奴隶制历史全方位的、彻底的重新改写。长期以来，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说法是：内战前夕奴隶主蓄养奴隶已经无利可图，奴隶们受着残酷的非人待遇，因此，奴隶制已经处于濒临灭亡的阶段，并且会自行消亡。然而，根据福格尔的研究所得，真实的情况却是：尽管奴隶制是非道德的，但它还是有经济效益的，奴隶所遭受的待遇也比历史学家们所描述的要好得多。美国奴隶制度的消亡，并非经济原因所致，而是政治原因使然。他也强烈要求研究者们重新考虑早年的那些公认的结论。

　　作者在书中提出的很多论点和论据，可以说都是颠覆性的。如在“解析剥削”一章中，对奴隶的衣食、家庭、奖惩等作了“还原”。人们普遍认为，生活在种植园制度下的奴隶过得异常悲惨，承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事实上，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奴隶不仅日常饮食比自由人更为丰盛，大多数奴隶也都拥有自己独门独户的住宅；多数种植园主十分重视对奴隶身体健康的充分维护，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条件；尽管法律允许奴隶主掳掠女奴隶，但发生这种情况的数量其实非常少，奴隶主往往为了经济效益和保持良好秩序而不得不谨言慎行……

　　作者还以大量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了奴隶制经济的优势，规模经济、有效的管理以及对劳动与资本的密集使用，使得奴隶制农业比自由农业更加高效。克莱、赫尔泼、奥姆斯特德、凯恩斯等人都曾经从经济学角度对奴隶制进行过批判，认为奴隶制效率低下。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则利用历史数据，从规模经济和劳动力管理的角度出发，论证出大型奴隶农场要比北方自由农场高效34%，而废奴主义者之所以能构建起传统的解释，更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他们从未丢弃对道德的热衷。据此，对于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黑人低能”的观念，作者也从历史渊源出发作了梳理和驳斥。

　　福格尔和恩格尔曼没有否认部分奴隶在内战前的美国南部所受到的剥削、屈辱或粗暴的虐待，但这并非是奴隶制下的普遍现象，并且，南北战争后黑人的生存环境一度不断恶化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人们乐于夸大奴隶制度的恶劣影响，将废除奴隶制后的所有进步归结于奴隶制的终结，但是时代的道路并没有走向黑人的彻底解放，因为在奴隶制之外，人们还深深打上了种族主义的长钉。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那些努力反对奴隶制的人们，往往把黑人推向了种族主义歧视的深渊。

　　1974年，《苦难的时代》甫一出版，就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各种讨论铺天盖地，长篇评论数目空前。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彼得·巴塞尔曾称赞该书：“我不知道近十年来还有哪本书比这本更重要。”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范·伍德华德认为该书开辟了“一个奴隶制度研究的新时期”。《时代》杂志确信该书“将使老式的历史学家今后只能从事一些表面的无关紧要的研究工作”；《美国历史评论》则将之誉为“研究美国奴隶制度著作中的《资本论》”。

　　《苦难的时代》无疑是对奴隶制传统观点的巨大挑战和奴隶制经济史的重新解构。当然，作者对奴隶制经济传统观点的激烈抨击，显然不是为了洗白这一制度，更不是为了让这一制度复活，而是为了修正人们对奴隶制度、对黑人历史的固有看法。他们试图澄清，奴隶制度远非一个无利可图的制度，也并非内战前夕“经济上濒临死亡的制度”，相反，它是一个效率高、利润大的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美国黑人奴隶也并非是一个没有文化传统、没有文化成就、在几百年间没有任何发展的族群，他们对美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他们也努力表明，人们对黑人历史的错误认知来源于种族主义观点：认为黑人在生物学层面劣于白人。事实上，这种偏见，在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那里都是根深蒂固的。

　　关于奴隶制经济的研究在近年来逐渐有所定论，尽管奴隶制已不再是主流历史研究的重心所在，但我们无法忽视《苦难的时代》一书在学术史上的重要价值。事实已经证明，这的确是一部不朽的作品。如今，书中的大多数观点都已经成为重要的历史观点，这些观点曾经让很多人震惊，也让很多传统的历史学家愤怒，但它们最终成为了深入剖析美国奴隶制度领域的共识。作为美国奴隶制研究领域出现的第一部计量历史学著作，这部作品对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的冲击和颠覆如今也已经获得广泛的认可。

　　诚如作者在该书的“后记”中所担心的，《苦难的时代》一书最严重的不足或许是它未能提出对奴隶制的道义上控诉，这多少会让人认为，作者是“无视道德”的。然而，事实上，作者对黑人在艰难的岁月里所取得的成就的厘清和表彰，以及对“黑人低能”观念的辩驳和颠覆，正是他们对道德问题重塑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而他们对给予黑人平等和机遇，以及构建一个有序社会的呼吁，则表明了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家对人性、道义和良知的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