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制度既能化解可获得性消费风险，但也会引致新的公共风险。在不确定的世界中，风险无法消除，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权衡风险——规避大的风险，选择小的风险。历史地看，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无一例外地都是消费领域的公共风险在危机的推动下实现的。从这样一个视角来观察，作为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中大国，如何进一步健全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应有风险思维，应以我国新时期的公共风险为导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不足为凭。

　　个人消费风险与公共性消费风险

　　个人消费风险
　　个人消费风险是指居民个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过程中所遇到的消费不确定性导致的。
　　个人消费风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但就其状态而言，发达社会要比不发达社会更加扩散。如农业社会时代，个人消费风险主要来源于个人或家庭成员生、老、病、残、伤等而导致的生活困境以及自然灾害、战乱等带来的生存危机；而现代工业社会，在农业社会存在的致险因素基础上，又出现了因工业事故、职业病、失业、产品质量不安全、环境污染等因素而导致的新的消费风险。

　　公共性消费风险
　　公共性消费风险，或者说消费领域的公共风险是由居民个人消费风险积聚转化而来的。所谓“公共风险”，即能够产生“群体性(或社会性)影响”、又无法由社会个体承担的风险。
　　1.公共性消费风险的内容
　　从内容上看，公共性消费风险包括三种：
　　一是可获得性风险——买不起的风险。即没钱或钱不够而买不起的风险，如食品、教育、医疗、养老等，如果没钱就不能消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类风险主要依靠家庭、家族或社区居民相互之间的帮助来化解，以及社会的慈善机构来分担部分风险。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社会化和公共化程度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系统变得日益复杂，其不确定性也大大扩散，使居民个人的可获得性消费风险随之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家族、狭小地域范围内的居民互助，或依靠商业保险，已经显得远远不够了，政府的介入已经不可避免。
　　英国、德国这些工业化、城市化较早起步的国家，也是政府率先介入居民消费风险的分担，即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来化解公共性消费风险，以规避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冲击。这样就截断了公共性消费风险的蔓延，可以避免产生更大的公共风险或变成现实的危机。
　　当历史的经验升华为一种价值观，并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时，保障每一个居民个人的基本消费就成为了政府不言而喻的法定责任和道德义务。对于那些起步较晚的、或正在推进工业化的国家来说，政府分担居民个人消费风险的责任就不再需要通过公共性消费风险或危机实际发生之后才获得这种认识。在现代社会，以政府为主体来分担居民个人消费风险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
　　二是可及性风险——买不到的风险。即有钱也买不到所期望的产品和服务的风险，如洁净的水和空气、流行病防治、宜居的环境、良好的治安、放心的消费等。这种可及性消费风险从一开始就是公共风险。
　　三是信息不对称风险——买得到，但不安全的风险。对如汽车、各种家电、家具、食品、药品的质量以及医疗、教育的有效性等，由于受知识分工的限制，人们对此类消费品的质量和安全性是不清楚的，往往是被动接受，等到出现了严重后果才知晓。这类消费风险只有依靠政府的严格监督和严密的法律体系才能把消费者与消费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风险降到最小。
　　2.公共性消费风险与公共消费
　　由于消费者所处环境过程的不确定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产生公共性消费风险的路径也是多样而复杂。现代经济社会的复杂性在呈几何级数扩展，不确定性成为其越来越显著的本质特征。由此而衍生的公共性消费风险也会层出不穷，原有风险化解了，新的风险又会产生。但从一定阶段的公共性消费风险状态来观察，主要的原因是与政府提供的公共消费相联系不足，尤其是社会性消费不足。
　　从消费的变化趋势来看，公共消费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除了保险市场、慈善机构可以分担部分消费风险之外，其余的消费风险都会以公共风险的形式依赖于公共消费来化解。这不仅表现在消费对象方面，如食品药品、教育、保健、住房；也反映在消费环境方面，如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公共消费的扩大可以促进居民消费水平与质量的提高，公共消费不足则会给居民带来消费风险。我国一度推行的公共领域市场化改革，如教育产业化、医疗卫生市场化，虽然缩减了公共消费支出的压力，但给居民消费带来了一系列风险，导致居民消费长期处于相对萎缩状态。我国社会最终消费率这些年来之所以不断下降，于此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