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完型论”的金融学理解
英国首相迪斯累利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三种谎言：谎言，弥天大谎和统计数据”。我由此猜想他是一个饱受错误统计数据困扰的首相。但是，迪斯累利还算是清醒的，他比那些痴迷于用统计数据来揭示真相的人要明智得多。
今天有关金融学中有关“历史数据和交易策略”的问题，总是让我想起我的祖父有关“史料和史观”的判断。他说，“史料只是历史的记录或历史留下的痕迹，史观则是人们对历史的看法，两者都不是历史自身”。这个思想体现在他的《世界通史》序言“历史完型论”之中。我在想，可否把他的这段话稍加改动，变成这样的表述：“历史数据只是交易的记录或者交易留下的痕迹，由此形成的交易策略则是人们对数据的看法，两者都不是交易本身”。
我隐隐感觉到历史学和金融学有相似之处。我在此摘录一段姜义华教授（他是祖父生前的学生）为再版的《世界通史》所撰写的序言，“以史观而论，只可视为对历史的看法。像黑格尔那样将历史视为理性发展史，或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将历史视为阶级斗争史，都只是对历史的看法。本着这些看法从史料中去寻找历史是可以的，若谓这等看法就是历史之自身却大不可”。
祖父曾经反对蔡元培先生有关“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说法，他认为不能承认史料就是历史，史料只是寻找历史的指路牌，只可视为历史之代表或者片段的痕迹，却并不是历史的本身。他强调“历史是独立存在的，不因我们的知识而存在的客观历史，乃是人类过去的活动”。他认为，历史研究者的使命就是研究人类过去的活动，分析其中的各种因素，寻找其中不可移易的关系，由此明白活动之自身。
引发我对量化投资方法进行反思的线索就是祖父的历史完型论，我在此摘录部分姜义华教授阐述有关祖父对《资治通鉴》或者说是资鉴派历史观的看法：
编著史书以资鉴为目的，或供后人之取法为目的，至迟当从孔子作《春秋》始。汉荀悦立五志：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顾名思义，更是偏重资鉴，如他自己所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这里的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云云，完全是为着资鉴而破坏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直到梁启超，仍坚持着资鉴说，他说：“史者何也？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祖父认为：“资鉴说不惜破坏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摘取个别的先例，以作今人的训条；完型论则务须维护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明了历史之自身，以增今人的知识”。资鉴说的主要问题在于“目的在摘取先例以资鉴，则任取今人所需要之部分便可以”；而历史完型论的目的在阐明历史之自身，则非着重此自身之全体不可。
我隐约已经感觉这段话同样适用于批评那种基于历史数据构建交易策略的投资方法。“两阳一阴”、“仙人指路”、“红三兵”等根据K线图总结出来的技术派语言；抑或是那些用MatlaB软件构造一个交易策略，做空指数的同时，做多指数中某些样本股以捕获这两者的价差，这些工作都需要割裂历史数据，用过去的片段数据来指导未来的交易，其基本动机就是“以史为鉴”——我在想这样的做法是否违背历史完型论的同时，也违背了金融学的基本原理。
“历史之全体与部分的关系，亦如世间其他事物一样，部分与全体同在，为不可分；部分之所以为部分，只因其构成全体；全体之所以为全体，只因其成于部分。历史自身的某个部分离开了历史自身之全体，往往不得其解”。历史完型论虽然强调历史自身的完整性，却并不认为用直觉的方法就可以加以了解。相反，历史完型论认为对历史的完整的理解只能使用分析工作于耐烦的分析过程中求得，且分析历史事实不厌精详。
我想把历史完型论的思想带入到我自己对金融学的理解中，资本市场也好，实体经济也好，都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我希望通过分析去理解其中的相互作用关系，同时也不要忽略其中有些是我们永远不能理解的东西，因为并非所有的史实之间都有严密的逻辑关系，历史是有随机性的。
无论是考古学家的探险队还是量化投资小组，他们都能从历史数据中找到人性的规律吗？抑或最终被后人总结成封闭监狱里面的第102个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