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再为了忘却而纪念
但是，尽管哈耶克的对手们不易被说服，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在同他们的对垒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我看来，对哈耶克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给予了最恰当的总结和评价的，可能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是他的一个对手。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著名学者、《新左翼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面对20 世纪80
年代以后自由化的滚滚洪流，在1999 年总结出了导致“新自由主义”获胜的三条“教训”。
在他看来，首先，这要归功于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首的自由主义者敢于反对某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潮流。他们猛烈抨击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政策，尽管这样做完全不得人心。“他们长期坚持一种处于边缘地位的反对派态度，当时相信公认的‘理智’和‘科学’的人们就算没有认为他们是疯子，也是把他们当作怪物。他们一直坚持到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能使他们的纲领得到具体实施的历史可能性的时机。”
其次，这些自由主义者在自己的信仰上从不让步，缺乏中庸之道是他们的显著特点。“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彻底性和思想上的坚定性，才使它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但是它这种毫不妥协的最高纲领又是“高度可操作”的，它提供了一个激进措施的巨大宝库，可以被运用于各种情况，并可以随情况的变化做出调整。
最后，这些自由主义者不承认任何已经确定的体制是不可改变的。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资产阶级根本不敢设想在西方发达国家大量辞退员工而不会引起社会骚动，更不敢设想能够对市政工程、邮电通信、学校甚至监狱实行私有化。但是当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在长期的经济衰退过程中发生变化时，这一切都被证实是可行的。
安德森由此得出结论，无论多么神圣或多么为人所熟知的体制，从原则上说都不是不可触动的：“制度的格局比人们认为的要更柔弱和可塑。”
显而易见，安德森在总结出这三条“教训”时，几乎不提自由主义的理论细节，也没有反省自己的理论有何问题，而是着力强调了意志或精神因素在导致其取胜中所起的作用，因而是不足为训的。但他确实十分真诚地认为，自由主义者的这些表现都是左翼力量需要努力学习的地方。本应坚信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安德森，重复着哈耶克在50
年前的话——自由主义者必须从社会主义者的成功中学会“他们敢做空想家的勇气”（见《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一文），他也变成了和哈耶克一样的唯心主义者。他欣赏后者早就悟出的道理：一种看似稳固的制度，在观念的进攻面前是多么“柔弱和可塑”。
安德森并没有说错，和商品一样，人们对制度安排的偏好也是会发生变化的，尽管这种变化的速度可能比较缓慢。既然哈耶克确曾因拉斯基和凯恩斯等人而黯然失色，他和他的战友们为何不能让这个故事再重复一遍呢？历史不是一再告诉我们：如果能够形成一种普遍的舆论，让大多数有钱人相信自己的财产是一种“剥削制度”的产物，或是必须服务于国家的更高利益，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是会自愿放弃这些财产的。这从一个侧面再次提醒我们，哈耶克在70
年代以后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与其说是他提出了一种什么新理论，倒不如说这仅仅是一次旧观念的复辟，是新潮流来临之际“为了忘却的纪念”。
由此说来，尽管哈耶克是当代政治哲学家中思路最清晰的人物之一，他也不会因为这种清晰而免除再次被人误读或遗忘的危险。今天已经有不少人认为，对于俄国经济的“休克疗法”造成的混乱，那些笃信哈耶克市场理论的政策操作者难辞其咎；在中国，许多受到哈耶克影响的人，或是因为鼓吹加快市场化过程，或是因为容忍新权威主义，也开始被人指责为“背叛了民主的自由主义”，甚至是“新权贵阶层的同谋”。在一个自由主义也许只能无奈地通过权威主义这一“路径信赖”来表达自身的环境里，这些指责当然不是全无道理。
遗憾的是，哈耶克对这些事情会做出怎样的评说，我们已经无从猜测。尽管哈耶克本人认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一个法治化的、权力有限的政府和公平开放的市场竞争，但是不难想见，只要民众一方不愿接受大量“潜规则”下的“市场竞争”，而掌权者一方不愿接受“有限政府”；只要自由主义是以“侵吞公产的私有化政策”或“权贵资本主义”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那么对哈耶克的误读或遗忘就随时有可能发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许很简单，借用米塞斯的“遭到蓄意破坏的资本主义”一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而是“遭到蓄意破坏的自由主义”。
对于那些希望这种遗忘发生的人，那些认为哈耶克所捍卫的自由制度所能实现的一切物质和政治成就不足挂齿的人，我们就不必多说了。凡是那些想避免它发生的人则始终应当牢记，哈耶克不但是一个“顽固的市场主义者”，还是一个休谟或柏克意义上的道德哲学家，他把专横自负的权力，无论它来自什么地方，都视为人类自由的头号敌人；他认为，没有个人责任的道德追求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道德追求；他相信，“人们享有公民自由的资格，与他们对自己的禀性施以道德约束的愿望成正比，与他们把热爱正义置于个人贪婪之上成正比”。
（学者、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