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思潮
思想家本人的生平当然是这种历史的一部分，有关他们的传记文字也就成了这种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既然这些年来有那么多人倾慕哈耶克的思想，在尚无一本详细记录哈耶克的生平传记的情况下，这本传记的出版自有它的难能可贵之处。对于欲了解哈耶克本人的社会哲学体系的人来说，不但可以从此书中获得一个详尽的阅读线索，并且可以从中获知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20
世纪的遭遇；这个世纪与思想家平淡的个人生活大不相同，充满了复杂而多变的戏剧性情节。
书中内容还是让读者自己去看好了，我在这里只想根据自己的阅读体会，谈谈哈耶克一生中两次思想上的重要转折。它们都发生在哈耶克学术生涯的早期，一次转折涉及他本人思想立场的转变，另一次转折则涉及他对观念传播的认识问题。我相信，如果没有这两次重要的转折，也就不会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哈耶克。
弗里德曼在谈到经济政策的演变时说，一个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是受着一些“潮流”左右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重要转机“总是以思想观念风气的变化为先导”。他从过去100
多年里总结出在经济领域里相继出现的三大潮流，即“自由放任的兴起”、“福利国家的兴起”和“自由市场的复苏”。有些人从这些言论中说不定能嗅出些许西方中心主义的味道，因为我们在西方以外，未必能够发现这样一条清晰的变化线索。不过在西方社会的内部，这些“时代潮流”的嬗变过程确实可以找到丰富的经验事实。在讲到“自由市场的复苏”这一潮流时，他认为，大众态度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功于几部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著作，这其中自然包括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
今天，大概无人可以否认，哈耶克的思想在20 世纪最后30
多年里在促使人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重新认识上，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当初推动他走上这一漫长思想征程的，却是弗里德曼所说的第二个潮流，即“福利国家的兴起”。从这本《哈耶克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他开始认真思考社会问题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那时，整个欧洲呈现出两大基本特点：一是社会政治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作为这些变化之象征事件，包括1917
年发生的布尔什维克革命、1918 年德皇威廉二世的退位，以及同年哈布斯堡家族结束了对奥匈帝国长达700
年的统治。而在哈耶克本人的故乡维也纳，这个一度繁盛无比的国际化都市，也就要变成一座自由即但将衰亡的城市了。与这些政治事件相联系的则是西欧各国逐渐推广的普选权，以及由此导致的大众政党的崛起对传统议会制提出的挑战，这使欧陆传统人士对19
世纪的精英化自由主义是否还能存续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这一时期欧洲社会的第二个特点是：政治环境的变化给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即“人们都开始认真考虑生产资料国有化的问题”。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不管从伦理上还是从经验上说都是如此”。这种思潮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刺激下，逐渐超出书斋和报章讨论的范围，开始进入一些国家的政治操作过程，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奥地利的政府便相继通过了国有化法案。可以说，在20
世纪的前30 年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随后的经济大萧条这三件大事的发生，已使19
世纪上半叶的传统自由主义彻底陷入休克状态，建立在契约自由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理论，已经被越来越多地强调国家干预的言论取代，最积极鼓吹这种理论的当然是欧洲的左翼社会主义人士。
凡是在20
世纪有着知识成长经历的人，对于社会主义学说在动员知识分子方面发挥的那种无与伦比的能力，想必都有深切体会。它在引导人们关心广泛的社会问题、激发他们在道德勇气上展示力量，大概是任何一种学说都难望其项背的。此外，由于新近出现的大众民主制度为进行大规模政治动员提供了可能性，也使无数知识分子在面对他们视为龌龊而无序的资本主义世界时，毅然走上了左翼政治活动的道路。
哈耶克也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受到了这些时代风气的影响。作为一个心智敏感的人，他强烈感受着动荡中的既有秩序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他和许多想为欧洲文明寻求出路的青年人一样，成为了一名“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利用在意大利战场上的空闲时间阅读了一些“有着温和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学著作”，在战后进入大学期间，他甚至在神学课上也潜心阅读社会主义的小册子。
然而幸运的是，在哈耶克受到社会主义吸引的同时，适逢米塞斯发起了针对计划经济之核算问题的大论战。对这场论战的关注以及不久后与米塞斯的相识，成为促使他对当时的社会主义主流思潮进行反省的第一个契机。在对计划经济的严肃思考中，他不得不面对一个任何认真看待科学研究的人都会提出的问题：这些如此引人入胜的社会主义计划，有无实现的可能？这一思考开启了哈耶克对市场信息的研究，因此可以说，没有这个问题的提出，也就不会有哈耶克后来建立在知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体系。
不过我们不必夸大这个问题的重要作用。如果只停留在理论研究的范围内，这个问题无论有多么大的价值，也不过是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许能造就一位出色的专业经济学家，却很难说也可以成就一个扭转时代发展潮流的思想家。在一个集体主义盛行的时代，仅在经济学领域内有着对待知识问题的严肃态度，而没有一点儿历史使命感，大概尚不足以促使一个人下定决心穷毕生之力构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哲学。我们看到，事实上，从哈耶克步入经济学研究领域直到20
世纪30 年代末，他虽然也有很出风头的时候，譬如在专业经济学杂志上与凯恩斯的论战，就曾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甚至一度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
）中几乎“所有人都变成了哈耶克的信徒”，但这种名声依然只局限于经济领域。
促使哈耶克从专业经济学家向一名社会哲学家转变的第二个契机，发生在30
年代末。此时资本主义世界刚刚过去的经济危机，早已使人们不再关心哈耶克那些有关货币、价格和商业周期的理论。用凯恩斯的话说，他的经济学理论不过是一些“胡言乱语的混乱大杂烩”和“垃圾”。这使哈耶克在学术圈里再次陷入沉寂。
哈耶克并没有因为自己学术地位被边缘化而放弃自己的信念，他对那些相信国家干预的药方可以拯救西方于危难之中的人，仍然持有毫不动摇的怀疑态度。这首先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知识分工理论有着坚实的科学基础，孤寂的处境反而使他变得更加顽强，他开始深入思考一个超出了单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现象。他所提出的那个纯粹知识论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能否达到它为自己设定的理想目标，开始演变为一个视野更为宏大的问题：人类在思考如何改进自身的社会处境时，何以会普遍地受到一些错误观念的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