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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
艾伦·艾伯斯坦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认识一位思想家，就如同透过思想家的理论去观察我们今天的社会一样，要比单纯沉醉于其话语体系更能给我们带来丰富的感受，在理解他们思想的力量上，也会得到更为切实的收获。看他们穿行于人类社会的变迁之中，被烙上时代的累累印记，可以形成一种有着丰沛历史感的理解。正是从这些印记中，我们才能见证思想家在不同时空场景中非同寻常的经历。
这些不同的经历中最让人感兴趣的可分为两类：一是影响力不减，但其真实性却被严重歪曲；二是在沉寂多年之后才被人发现而重新焕发光彩。这两类的事例都不胜枚举，第一类包括以赛亚·伯林曾讲述过的休谟哲学因民族文化空间的变化而发生畸变的故事。以休谟的谦和品格按说应该注定了他与民族主义激情和宗教狂热格格不入，但其怀疑主义到了有着“迷乱人生观”的德国人哈曼那儿，竟蜕变为给神秘主义浪漫派助阵的利器。另一个不为伯林所知，而我们十分熟悉的例子是，在欧美国家，达尔文的进化论多是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到了中国却能够变成激进派救亡图存的呐喊。至于后一种思想被掩埋多年后重现价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伯林发掘的维柯，当然也有这里就要谈到的哈耶克。
这种思想演化的诡异过程，使我常有一种感触，读思想大师的原著固然必要，但这件事也跟吃汤圆差不多，若只吃汤圆不喝汤，是会失去很多味道的。我们要想知道那些思想是怎样成熟的，它后来的命运如何，它为何以那样的形态出现在我们面前，都得从思想史、从鲜活的历史脉络中寻找。从这样的追寻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用一些呈现于历史中的老眼光看待“新问题”，比用各种貌似新颖的理论可能更具说服力。比如，研究当下国情的学者，如果看看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法国，或是俾斯麦执政时期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那么，对今日的社会情状也许能有更深入的了解。在世界近代化的历史上，毕竟有过不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威权主义政府也是很能干的，其成就并不亚于今日的中国；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现象，当然也与今天多有相似之处。我们若是弄清楚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令马克思连连叫好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今日一些知识分子为何对当下“道德破产”的世风怒不可遏；我们如果知道了马克思在分析波拿巴那种无所信持的市侩政治时，也不得不放弃自己建立在阶级分析上的国家学说，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今天会有那么多人感到现成的理论模式根本不足以捕捉纷繁缭乱的社会事实。社会本身的发展逻辑经常把我们貌似完备的新学说逼入困境，让我们不得不回到几乎被人遗忘的过去寻找智慧。如果说自启蒙运动以来大写的“历史”果真取代了神的启示，那么这位新到任的神是很会跟人类开玩笑的，它有时仿佛把自己的行踪坦露于我们面前，使我们变得十分欣喜和张狂。等到问题成堆乃至无法遏制时，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其实是受到了命运之神的戏弄。
但幸运的是，在某些时候，总还有那么一部分冷静的人不为所动，才使得思想史乃至历史本身，不至于完全变成一场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