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
这本《哈耶克传》指出，哈耶克在1937
年编著过一本《集体主义经济计划》文集（副标题为“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批评性研究”）。这个题目似乎显示着此书没有超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论域。但据哈耶克本人说，他之所以承担此项工作，是因为他发现“一些在欧洲大陆已经众所周知的深刻的新见解，尚没有传入英语世界”。这项旨在传播一种正确观念的工作，成为哈耶克从经济理论转向政治学说的起点，他从此才开始“搞起了政治哲学”。他认识到，必须从更宽广的角度向人们解释清楚，一些错误的观念如何导致了“天真的结论”。哈耶克思想发展中的这一重要转折的原因，我们从他同年出版的《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
一书中，可以看到更清晰的表述。
他在该书中说：“我深信，正是这类学术讨论，从长远看会影响公众舆论，进而决定未来某个时代的实际政治。”因此他认为“必须有很多人在观念领域中进行艰苦的研究……从长远来看，人类的事务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对这类思考给予高度重视，尽管这些思考对于眼前的事态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哈耶克在这里第一次明确地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不但看到观念传播对舆论的巨大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他坚信只要做出持之以恒的努力，“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
当然，一旦认识到决定着各种经济问题之解决方案的是它们背后的一些道德和信仰因素，对于一贯秉承奥地利学派哲学化的主观主义经济学传统的哈耶克来说，从经济学转向一般社会理论的研究并不费力。这一学派的哲学方法论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倾向于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关系作为整个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来看待，因此用今天的话说，它很容易变成“经济学帝国主义”，把自身的适用性扩展到狭隘的经济学领域之外。例如，它的世界观否定社会现象中的规律具有客观意义上的真实性，而是认为这种规律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人们是否相信它们并据以采取行动。从这个角度观察到的社会行为中表现出的规律性，都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规律，而是一些有关自己能够或应当做什么的信念。
从这个角度来看，哈耶克与撰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韦伯一样，都相信塑造“人类行为世界”的是某种信念体系，而不是他们生存于其中的既定物质条件。用哈耶克本人的话说，人们的“社会科学”知识中包含的宗教仪式或咒语，就像我们视为正确的任何自然规律一样，对社会研究者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我们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对于正在进行实物交换的人，无法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区分出他们是在交易还是在举行宗教仪式，所以若是不考虑其中的主观因素，便无从知道这种行为的真实意义。在哈耶克看来，经济学中的这种主观主义视角，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共同特点。
既然观念在形成人们的“客观行为”上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对观念传播者的批判便成了至关重要的任务。在这一点上，米塞斯也对哈耶克有着突出的影响。他的《社会主义》一书是哈耶克承认对自己思想有重大影响的两部著作之一（另一部是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米塞斯在这本书中认为，由于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力理解复杂的命题，所以他们“总是追随我们称之为受教育的人民的领袖”。这些领袖都是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骨干是他们，而不是群众”。这些充满道德激情的知识分子在群众中传播危险的观念，使人们无法认识到，建立在个人产权和交换制度上的市场对于一个自由社会生死攸关的重要性。米塞斯在这本书里大声疾呼：“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只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念能够打败社会主义的观念。”
熟悉米塞斯和哈耶克思想风格的人想必都会同意，“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的信念，最可用来解释这两位思想家数十年坚持不懈的思想勇气。和米塞斯一样，哈耶克从《通往奴役之路》开始，便把他的主要对手定位于那些充满伦理理想和建构主义热情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强调自己与其对手之间的分歧不在于道德目标，而在于对一个高效而自由的社会组织方式的认识间的差异。
他从西方思想史中观察到，试图以“工程师精神”（这个初现于《科学的反革命》中的概念，后来演变为更为人们熟知的“建构理性主义”）改造社会的理想，无论在什么地方，最初都不是工人阶级自身的利益所要求的，而是一些在道德信念上无可指摘的知识分子，根据某种抽象的思想原则构想出来的。他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中说，民主国家的人们“认为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影响微不足道。这是指知识分子用自己一时的具体想法影响决策的能力，以及当民众就某些问题进行投票，而他们所持看法不同于群众的流行观点时，他们对投票施加影响的程度，那么以上观点当然不能算是错误的。然而若是着眼于更长远的未来，他们在那些国家所发挥的影响，大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他们是通过形成公众舆论发挥这种影响”。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哈耶克从30
年代末开始，便踏上了为挽救自由制度而四处征战的不归路。从“二战”时期创作《科学的反革命》和《通往奴役之路》，到朝圣山学社的成立和《自由宪章》的出版，再到他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出版，哈耶克的思想在此期间不管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看到的都不是一个安于书斋的学者，而是一个以捍卫人类自由为己任的观念斗士。用这本传记中的话说，他在追求公共利益时“充满激情和献身精神……驱使他进行研究的，乃是对公共利益的巨大关切”。一种“强烈的知识精英主义倾向”使他成为了一个“伟大的道德主义者”，无时无刻不表现出在观念世界里匡谬纠偏的热情，即使年届耄耋之年，依然未曾稍减——他的思想历程使他成了一个最有资格说“吾道一以贯之”的人。1978
年，他甚至打算通过一场公开的辩论，与巴黎的左翼知识分子一较高下—他也许希望能够通过自然科学中的常规做法，即用扎实的证据和坦诚的交流，来证明对手是错误的。在提出这种设想时，他大概忘记了自己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做的严格区分：作为社会科学之研究对象的人类行为，因其背后都存在某种信念而不可能有真正客观的基础。既然如此，我们不难设想，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取得科学意义上的共识是何其不易。不用多说，这一计划的流产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