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需要充分发挥制造业体系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从外部形势看，虽然2020年和2021年，出口对GDP增长贡献率都达到20%以上。但是，2022年以来，受全球疫情冲击和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美欧等发达国家为应对通货膨胀快速收紧货币政策，导致全球经济增长快速下降，进而对我国出口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下降。长期而言，逆全球化暗流涌动，欧美国家推动制造业回流等，同样不利于我国外需扩大。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需要总结历史经验，结合实际情况突出做好稳增长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从历史经验看，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我国应对外部冲击、稳定经济运行的有效途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受危机影响我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规模在1999年上半年和2009年全年均是负增长。面对危机发生及其可能对我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危机当年，党中央均审时度势，前瞻性地提出扩大内需战略部署并实现稳增长。从GDP增长数据看，1999年和2009年经济增长中，在外需收缩对GDP增长贡献率为负的情况下，我国消费和投资需求合计对GDP增长的贡献均超过100%，有效实现了稳增长。

　　我国需要从消费和投资两方面发力，着力扩大内需。当前，我国在扩大国内需求方面既有优势，也面临新问题。优势方面体现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完整、弹性较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14亿人口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国内大市场具有更大的消费需求潜力；开展重大项目建设、新基建投资等也有较大市场空间。问题在于，经过多年的加杠杆，居民部门杠杆率较高，继续提升的空间有限；盲目扩大投资不可持续，更不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

　　因此，在着力扩大内需过程中，需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共同发力，以自主可控、优质有效的供给满足和创造需求，以规模扩大、结构升级的内需牵引和催生优质供给，更好推动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提高供给和需求的适配性。围绕新发展格局要求，着力打通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充分释放消费和投资需求，用好宏观调控政策，实现经济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

　　一方面是稳定和扩大消费。2022年实施的汽车购置税减半征收，以及新能源汽车消费刺激政策等，在扩大汽车消费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改善预期、提振信心仍然需要时间，而且，消费领域还存在较多的梗阻等情况，需要通过增强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稳定性，扩大居民就业，稳定和增加居民收入，逐步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针对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为中低收入群体发放消费券，充分发挥这类群体对扩大消费的积极作用。结合“保交楼”，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消费，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是稳定和扩大投资。房地产领域债券融资、信贷融资、股权融资“三箭齐发”，有助于稳定房地产投资，但恢复需要时间。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继续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做好重大建设项目等，稳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投资方面，围绕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需要，加大投资力度，为解决关键领域短板和“卡脖子”问题，提高供给质量更好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求等积蓄力量。在扩大投资方面，特别需要出台政策促进民间投资。

　　再者是做好各项政策协调配合，尤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面对外需降低，基建投资对投资的拉动力不容忽视，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撬动作用，增加对中低收入群体的补贴等，改善企业和居民的市场预期。货币政策要在流动性总量合理充裕的同时，强化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制造业再贷款、科技创新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应用，进一步提高政策调控的精准性，引导信贷资源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必要时降低中长期贷款利率，推动制造业投资和稳定居民住房需求。

　　总之，我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发展韧性和潜力，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面对内外部形势变化，我国在突出做好稳增长过程中，既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又要着力扩大内需。扩大内需需要发挥好消费的基础作用，也需要配合消费升级发挥好投资的关键作用。在扩大内需过程中，不仅要着眼短期，还要着眼长期，考虑新一轮科技革命、我国人口老龄化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稳短谋长发掘扩大内需潜力。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