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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影之变:市场先行 产业反哺精品创作
2021-04-19   记者 郎秋红 赵丹丹 长春报道 来源: 经济参考报

  在吉林的一个村庄,一名清华大学毕业的研究生返回家乡,带领乡亲们脱贫攻坚、共创美好幸福生活……近日,长影集团出品的社会题材重点影片《青春作伴好还乡》正在紧张地进行后期制作。

  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从1945年建厂至今,为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英雄诗篇,为时代的进步发展不断注入榜样的力量。过去的70多年间,长影拍摄的电影影响了无数观众,成为几代人的精神家园。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受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等因素影响,长影一度陷入困境。

  新时代,长影勇于自我革新,走出一条既能生存又能发展的新路。长影把牢新时代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开展多样化、多类型、多片种影视创作,努力为时代讴歌画像,为人民写意抒怀。

长春电影制片厂旧址博物馆落成开放。资料照片

  人员分类管理

  成立于解放战争时期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曾拍摄了《平原游击队》《英雄儿女》《五朵金花》等大量脍炙人口的影片,“看着长影的影片长大的”人有好几亿。但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电影这种文化产品从政府统购统销开始独立面向市场。与其他国有电影制片厂一样,长影也由计划经济的“宠儿”,变成了市场经济的“弃儿”。

  20世纪90年代末期,长影职工膨胀到3200人,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几百名有本事的职工,早已离开长春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另谋发展,但长影还得给他们发工资。人员问题不解决,有限的资源只能用于养人。

  时任厂长赵国光来长影报到的第一天,迎接他的“见面礼”,是拥挤在办公楼里报销医药费的老职工。当时,厂里财务的账上只剩3万元,而全厂3000多人1年的煤气费和医药费就得1300多万元。“电影厂已经连续6年亏损,每年亏损500多万。厂里的楼房残破不堪,蒿草一人多高,扔几块骨头就能拍《聊斋》。”赵国光说。

  为了生存,1998年开始,长影在全国电影厂中率先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改到深处是产权,改到难处是人员。被列入首批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后,长影开始了劳动人事制度改革。

  集团通过全员参与社保、内部退养、艺术创作人员分类管理、重新定岗定员、竞争上岗等办法,对用人制度进行根本改革。离休干部的医药费用由省里负担。对离退休职工全面关照,让他们参加社会保险,保证他们的晚年生活;对距退休时间不足5年或工龄满30年以上的职工适度关照,实行内退;让年富力强的职工竞聘上岗,竞聘成功的转为企业员工,合同一签3年。没能竞聘上岗的职工,以高于当地平均水平的标准,每人发放5万元补偿金后解除劳动关系。

  解决了人的问题,长影确立了电影主业和产业“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通过建设中国第一家电影主题公园长影世纪城、开办电影频道等电影相关产业,稳住了阵脚。

  生产用人全社会聘用

  在产业发展迅速,职工收入大幅提高之后,长影将发展的目光回归精品创作。

  改制后长影下属的两个影视公司一共只有8个人,但每年可以生产十四五部影片,相当于长影厂过去几年拍片的总和。影视公司相当于一个小影视基地,公司人员主要负责项目的策划和发行,电影生产用人面向全社会聘用。如电影《任长霞》的导演来自长影,演员来自全国各地,编剧来自北京,发行来自上海。

  近年来,为了专心搞创作,长影组建了艺术创作委员会、剧本编审委员会、四个影视创作部和电影发行部,2018年在北京设立了影视创作基地,2019年恢复了总编室,进一步充实了主创和宣传发行队伍,推动创作质量明显提升。同时,长影坚持以社会效益考核为主,收入分配和奖励给予倾斜,有效激发了影视主创人员的积极性。

  2020年9月10日,在第十五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颁奖典礼上,长影集团凭借电影《春潮》斩获“金鹿奖”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奖等两项颇具分量的大奖,另一部影片《黄大年》喜获提名。

  而在此前,长影电影《老阿姨》《守边人》相继在第十三届、第十四届长春电影节上荣获评委会特别奖、最佳处女作奖。连续三届摘取“金鹿奖”殊荣,为“十三五”期间长影全面推动主业振兴、重塑电影创作辉煌的历程写下了浓墨重彩的新篇章。

  “‘十三五’期间,长影共创作了45部优秀影片。”长影集团董事长赵彪说,从《中华儿女》《赵一曼》《董存瑞》《党的女儿》《英雄儿女》,到《蒋筑英》《任长霞》《老阿姨》《守边人》《黄大年》……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建厂70余年来始终坚守的主阵地、主旋律。

  为了让主旋律影片走进更多年轻观众之中,长影还大胆培养起用年轻编剧,让影片贴近主流观影群体。反映我国战略科学家黄大年感人事迹的故事片《黄大年》,由三位“80后”年轻编剧,以年轻人的视角解读黄大年。编剧之一林晓琳是第三代长影人,她深入黄大年的广西家乡,对黄大年的亲友、同事、发小等进行深入采访,将黄大年还原成年轻人可理解可接受的鲜活可亲的形象,写出的初稿得到一致好评。

  开办学校“以校养团”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管弦声起,演奏者们全身心地沉浸在优美的旋律之中。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长影乐团每周都安排了相关主题的演出活动。

  作为新中国最早成立的国家级交响乐团,长影乐团70余年来,培养了刘炽、雷振邦等一大批音乐家,完成了700多部影片的电影音乐创作。《我的祖国》和《英雄赞歌》是其中最著名的两首。

  时光再次回到20世纪90年代。彼时,随着体制转轨,长影陷入困境,长影乐团亦经历断奶,生存十分艰难。1992年刘毅接任团长时,人员大量流失,账面只有80元。

  “长影有那么多好电影,乐团有那么多好作品,不能在我们这里断了。”刘毅说。

  为了生存,长影乐团开办音乐学校“以校养团”;没有固定演出场所,就主动出击,一家企业一家企业去谈,一个一个城市去跑。5万元一场的演出能接,8000元的也能演。每次演出后,刘毅都会在自己办公室里的中国地图上插一面小红旗。当团长的25年,地图上的小红旗插到26个省份的200多个地级市。

  2017年继任的乐团团长张霁虹原是长影《电影文学》主编,没有乐团工作经验。为了迅速熟悉乐团情况,大到市场调研、演出策划,小到节目单校对、确认流程,张霁虹都亲力亲为。她说:“我们是有着浓重的红色基因的长影乐团后代,就算是拼了命,也要守住这块阵地。”

  零工资,收入全靠演出费;没有钱更新设备,乐器需要演奏员自带……这样的长影乐团,靠什么凝聚队伍?

  出生于1985年的何楠是乐团的小提琴首席,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几年后,面对乐团的召唤,她毅然选择回来。

  何楠曾师从刘毅。长影乐团最困难的时期,她曾亲眼看着老师遣散了自己学生,全身心投入乐团;看着老艺术家们拿着微薄的演出费,在舞台上倾情演奏……经历过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之后,她发现“这里有一种钱买不来的情怀”。

  长影乐团走廊里挂着一块“牢记使命,敢为人先”的巨幅匾额,这是乐团的宗旨。张霁虹说,建团70余年,长影乐团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精神火种、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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