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医结缘，从出生前就注定了，因为我的祖父就是一名中医大夫。

　　1918年7月，我的祖父关纯厚从国立奉天高等师范学校博物专修科毕业。求学期间，他就兼修了内难、伤寒、本草等中医理论。毕业后一段时间曾开办了个人诊所，并于1923年通过了沈阳中医资格考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来到北平。随后，进入到由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创办的北平国医学院学习。

　　后来，祖父参加华北中医考试，并名列榜首，当时的主考官正是施今墨先生。随后，施今墨先生送给了祖父一个响亮的医号——古今人。1936年4月祖父来到天津，注册外字第7号中医证书，开始在天津行医，直至终老，医名籍甚，被誉为天津四大名医之一。

　　1939年，祖父在施今墨先生等名医的赞助下，创办了“天津国医学社”，自任社长。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天津国医学社共办了六期，该社毕业学生达数百人，可谓是桃李满天下，津门乃至全国名医中都有不少为其门下弟子。

　　1957年祖父编写了300万字的医学巨著《中医证治典范》并献给国家，现此书被收藏在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图书馆，作为医学研究的参考书目留存于世。1965年又撰写了七万字的《肺病概论》。祖父也成为集临床、教学和研究于一身的集成者。

　　因为在彼此的年龄上相距甚远，因此，祖父对于我一直是一个背影。直到一个机缘的出现，才让我与祖父之间的距离一下变得越来越“近”了。那是在2013年，我受朋友之邀，在一家中医医院担任管理工作。在医院中，有多位天津中医药大学的老教授来坐诊。于是，我就有了一个“恶补”式了解中医、认识中医的天赐良机。

　　有一天，与医院的老院长聊起来我的祖父，70多岁的老院长竟然滔滔不绝。他说：“我的师父当年从宝坻来天津卫行医时，就是先到你爷爷那去‘拜码头’（1946年，祖父出任天津市中医公会理事）。有一次，我师父和你爷爷一起受邀到五大道一个偏瘫病人家里去出诊，我师父是夹着布包，坐着黄包车去的。你爷爷是提着皮包，坐着汽车去的。两个人见面后，你爷爷对我师父说，你信不信我一针就让病人能起来？最后的结果，果然如此。”

　　老院长最后的一句评价，开始引发了我对祖父的关注——“我师父说，‘天津的中医大夫里，你爷爷是真的能看病的’。”

　　从那开始，我着手从各个渠道收集祖父的资料，陆陆续续写了好几篇介绍和纪念祖父的文章，还在《今晚报》上进行了系列刊载。最值得一提的是，我竟然在网上看到了前文提到的，祖父的第二部中医专著《肺病概论》的手稿，尽管历经周折，我最后还是顺利购买了回来，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之中的安排。

　　从那时，中医真正地走进了我的工作与生活。

　　作为一个五年制的医科大学本科生，以及有着十一年外科医生临床经历和两年西药企业从业经历的人，我在对中医进行不断地认识与思考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中西医之间的比较。在一些焦点性问题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并撰文《中西医比较之我见》在经济参考网上刊发。

　　疫情发生后，缘于对中医药的一份由衷的情怀，从1月15日开始，我便自发地着手搜集、整理、编撰《道之所在，吾往矣——中医药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纪实》。发愿要为逆势飞扬的中医药记录下这段非凡的历史，为逆行昂扬的中医人记录下这段难忘的经历，为中医人鼓与呼，为中医事业呐与喊。

　　随之而来的，是我对中医药热爱的与日俱增。我不仅将自己的公众号更名为“关键国医文化工作室”，还不断整理编撰与中医相关的系列文章，如：中医拾缘、中医拾趣、中医拾疑、中医拾美等板块，在公众号刊发。同时，还参与有关抗击疫情“武昌模式”相关纪实书籍的写作。后来，我还在健康期刊上开辟了“中医抗疫”专栏，发表了十余篇文章。

　　无论是从家世传承也好，还是从逐渐加深的对中医药的认知也罢，总之，我与中医药的缘分越来越加深，越来越抵达心灵。这其中，令我感触最深，收获最大的是中医药博大精深的内涵给我带来的启发与感悟。特别是在我加盟天士力，开始为这家现代中药领军企业担任品牌规划工作的六年时间里，我将中医的整体观、辩证观、人本观和平衡观应用到了对品牌的认知上，让我能够更快、更好地洞察品牌的内在本质，把握品牌的发展规律。正是在这道“方便法门”的引领下，我创建了品牌系统性建设的理论体系和应用体系，出版了27万字的《品牌系统性建设——沿循消费心理与行为轨迹》专著，可谓触类旁通，获益匪浅。

　　我的中医缘，会一直到永远！

　　（作者为天士力控股集团品牌规划执行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