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2020国际货币论坛”在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等国内知名专家就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有效协调提出了各自观点。以下为主要观点：

　　赵昌文：应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性

　　在当前国内外多种约束条件下要正确处理深化金融改革与金融政策的关系。当前全球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对中国而言，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增强对包括国际资本在内的各类资本的吸引力。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就是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企业家的积极性。这就要求不仅仅是短期的金融政策，而且要从中长期金融环境出发把深化改革放在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地位。

　　当前应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性，政策之间的协同意味着政策的正效应尽可能大，负效应尽可能小，可以考虑从两个方面考虑加强政策协同。一是时间序列上的协同，特别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解决当前问题的时候，不要给未来一段时期带来很多遗留的问题，换言之，要提高一定时间窗口内政策的投入产出比。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应该在几个方面：发展新基建；公共卫生领域和社会发展领域补短板；解决关键技术受限问题。二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在方向和功能上的协同，要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要明确下一步金融政策的目标。目前主要的问题是结构上的不平衡，同时一些部门恢复的速度存在边际减缓的趋势。既要继续促进经济的恢复性增长，也要防范一些一直以来我们致力于解决的防风险、控杠杆问题。在金融政策的目标上，要注意全球宽货币、低利率是不是完全适合中国，货币政策保持灵活适度即可。金融政策重点可以放在信贷政策上，只有帮助实体经济降低成本，引导资金促进生产性投资，才可能既促进当前短期的经济恢复，同时也不至于影响中长期问题，包括防范金融风险，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以及解决社会公平等问题。

　　何德旭：后疫情时代财政货币政策须把握三大着力点

　　在后疫情时代，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复工复产、恢复经济、促进经济发展，财政货币政策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必须把握财政货币政策的三大着力点。

　　一是着力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充分发挥两大政策的合力。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经济金融危机事件都会有不同的财政货币政策应对方式，都会导致财政货币政策框架的变化。通过比较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等历史上几次比较大的金融事件以及带来的货币财政政策变化，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即各国都非常重视解决政策的组合和协同，特别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要着眼于长期，在政府债务管理与货币管理之间、财政部门与中央银行之间建立起合理、规范、有弹性的“隔离墙”机制和间接联系机制，强化两大政策目标、手段、功能等方面的协调与配合。

　　二是着力防控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以及财政金融之间的风险传染。从上半年的情况来看，无论是财政部门还是金融部门，都面临着较为严峻的风险形势。面对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和国内外多种不确定性，必须把握保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冲击，实现财政体系、金融体系稳健运行。

　　三是着力增强财政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达到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货币政策更加稳健灵活的目的，需要增强两大政策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也就是，要加大两大政策对实体经济的精准支持、直接支持，确保已经出台的财政货币政策措施真正落地，直达基层、直接惠及市场主体，提高两大政策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