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幅减税的同时实现税收收入高速增长。带来税收增长的原因主要有税基扩大、物价上涨和加强征管。

　　我国当前减税降费伴随严征管对冲的策略并不一定能确保实质性减轻企业负担，进一步减税降费的思路首先需转变策略，从侧重于推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优化营商环境。

　　需以全局和长远的视野，对减税降费政策给予统筹协调推进，最终将当前的减税-增收现象转变为拉弗曲线所预示的减税-增收良性循环。

　　在当前国际贸易摩擦升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发展面临困境的背景下，减轻企业负担进而保证宏观经济稳定是当务之急。我国需以全局和长远的视野，对减税降费政策给予统筹协调推进，最终将当前的减税-增收现象转变为拉弗曲线所预示的减税-增收良性循环。

　　我国营商环境改进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提高

　　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强化培训，促进改革》报告显示，中国是营商环境改善最显著的国家之一。营商环境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保障，在营商环境的不断改进下，我国经济在总量和结构、供给和需求方面的发展质量正在稳步提高。

　　经济总量仍处于中高速增长区间，但下行压力加大。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50899亿元，同比增长6.7%，增速比上半年降低了0.1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降低了0.2个百分点。从季度环比看，2018年我国经济增速逐季回落，且回落速度有所加快。虽然总体水平仍然处于6.7%-6.9%的中高速增长区间，但下行压力值得警惕。

　　经济结构质量总体改善，地区结构现风险因素。当前，在我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的同时，我国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体现出以增长速度换取发展质量的成果。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均衡度在进一步提高，但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指标部分下行。9月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低于全国增速1个百分点，分别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增速2.2个和2.6个百分点。由于东部经济占全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其增速放缓应视为经济结构中的风险因素而加以警惕。

　　需求增速回落，结构有所优化。从投资、消费、出口的主要统计数据来看，前三季度，我国需求“三驾马车”的增长速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也要看到存在结构优化的一面。内需在总需求中占据绝对地位，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109.8%，较去年提高12.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消费的贡献率进一步提高，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8%，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3.5个百分点，是资本形成总额贡献（31.8%）的两倍多，使得我国需求结构更加稳固。

　　我国财政运行与营商环境　优化要求之间尚存距离

　　1-9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5831亿元，同比增长8.7%，增幅较去年回落1个百分点；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49348亿元，同比增长28%，增幅较去年回落5.3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3289亿元，同比增长7.5%，增幅较去年回落3.9个百分点；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49728亿元，同比增长36.3%，增幅较去年提高4.9个百分点。但从财政运行特点看，目前我国财政运行与营商环境优化的要求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大幅减税的同时实现税收收入高速增长。从前三季度的财政数据来看，除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外，财政收支增速与去年相比普遍回落，但却以高于GDP的增速运行，且收入增速高于支出增速。在大规模减税降费的背景下，财政收入高于GDP和财政支出的速度增长，体现了政策宽松与效果趋紧之间的矛盾。由于非税收入同比下降10.9%，所以可以把费的因素排除掉，只有税收存在这样的情况。带来税收增长的原因主要有税基扩大、物价上涨和加强征管。税基扩大和物价上涨所引起的税收收入增长是内生性的增长，不会给微观经济主体带来难以承受的税感而恶化营商环境。但加强征管则不同，其所带来的税收增长是外生性的增长。由于我国原来税收征管体制不完善，税收征收率很低，存在着大规模的应缴未缴税款，随着征管体制以及数字化、信息化征管手段的不断完善，税收征管效率大幅提升，由加强征管带来的增收效应不可小觑。

　　财政收支对比关系有较大波动。自6月我国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支由盈余转为赤字后，近几个月财政赤字经历了缩减近一半再呈倍数扩张的过程。从增速来看，前三季度收入增速高于支出增速1.2个百分点，收入增长的势头仍强于支出，但二者差距在缩小，这是减税降费和加快支出进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的收支对比关系也有较大波动，且在8月之前收入增速高于支出增速，9月支出增速才反超收入。

　　观测月度累计数据，财政收支的对比关系跌宕起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增值税和进口关税税率下调等减税降费的政策性因素，也有某些突发性因素，还有支出进度加快的因素。当前我国财政收支结构失衡，财政支出规模波动性较大，且支出增速低于收入增速，那么财政收入超速增长的部分未能通过增加支出而得以全面疏导，存在“挤出效应”隐患，对扩大内需不利。

　　推动减税降费策略　向优化营商环境转变

　　在当前国际贸易摩擦升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发展面临困境的背景下，减轻企业负担进而保证宏观经济稳定是当务之急。但我国当前减税降费伴随严征管对冲的策略并不一定能确保实质性减轻企业负担，进一步减税降费的思路首先需转变策略，从侧重于推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优化营商环境。当前，这一转变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必要性，如果我国可以尽早认识这一点，并能够主动作为，可以充分发挥优势，获得最大的政策福利。

　　（一）调整减税降费政策目标：从稳增长为主到降成本为主

　　前三季度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情况表明，把减税降费的着眼点放在宏观并不能确保稳增长，应该尽快将着眼点从宏观转向微观，夯实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针对每个结构性问题加以解决，唯有如此，才能改善营商环境，让企业轻装上阵，创造更多的利润。事实证明，针对微观主体实施的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间接影响是巨大的。为此，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保持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种税率及社保费率降低的既定方向，推动进一步的减税降费措施加快落地；其次，增强减税降费的针对性，在了解企业税费成本构成的基础上，针对企业负担最重的税费成本，寻求降低的办法，进一步提高减税降费的政策效果。再次，每项财税政策出台前，均分行业、分企业类型测算对企业负担的增减影响，避免出现普遍增税效应。最后，增强减税降费的整体性，考虑减税降费政策与金融、产业、区域等政策的协调配合，打出力度最大的“组合拳”，同时，还要以绩效预算的要求对其加以约束。

　　（二）提高政策对冲能力：找准方向、把握力度

　　目前为政策作对冲安排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这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运用能力提升的表现，能够有效防止因实施宏观经济政策而对经济造成的大起大落，但对冲策略运用得当与否也与政府施策能力密切相关。

　　在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后，“对冲”已经成为促进稳增长的财政政策所采用的通行策略。采取对冲策略的初衷是求稳，缓释减税降费带来的短期财政风险，值得肯定，但如果对冲力度过大，让企业税费负担不降反升，同时让积极财政政策产生了紧缩效应，就过犹不及了。因此需要提高对冲能力：一是找准方向，二是把握力度。

　　（三）通过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以社保征收机构改革为例

　　根据上述建议，我们可以社保征收机构改革为例，探索减税降费的策略转化，进而优化营商环境的路径。

　　首先，减轻企业社保费负担应作为进一步减税降费的重中之重。据白重恩测算，我国社保缴费占企业盈利的49%，既超过美国10%的水平，也超过瑞典35%的水平。因此，降低企业社保负担能够显著提高减税降费的针对性。

　　其次，需要从费率、基数、征管角度全方位降低企业社保费负担。一是降低社保费率。目前，我国社保实际缴费率显著低于名义缴费率，仅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与名义缴费率就差10-13个百分点。社保费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名义费率与实际费率合一。由于改革以降成本为宗旨，应就低不就高，建议降低10-15个百分点，即将社保费率降至25%-30%，其中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至14%。二是改变基数确定办法。由于税务部门准确掌握企业工资发放情况，基数确定依据可以从社会平均工资转为职工工资，并综合考虑行业、企业类型、工资自然增长率等各方因素，通过精确测算确定基数上下限以及与工资增长之间的关系。三是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征管策略。对于因制度软约束造成的“漏缴”绝对不可追缴，对于恶意逃费损害职工权益的情况，应该追缴。在此前提下，待社保征管机构改革全面到位后，须从严征管，但对小微企业、新设立企业可给予一定优惠照顾，待其具有成长性、盈利能力足以担负起正常的社保缴费后，优惠政策当适时退出。

　　再次，设定适当的对冲缓释安排。我们认为，对冲策略应是设置4-8年过渡期，将降低费率与征收体制改革同步实施。根据我国目前社保费率降低的节奏，社保费率3年降低3.75个百分点，每年降低1.25个百分点，以此节奏，降低10个百分点需设置8年过渡期。如果速度提升1倍，每年降低2.5个百分点，则需设置4年过渡期。那么，征收体制改革需与降低费率保持同步，即4-8年到位，根据这一时间表，充分考虑经济增长情况和对冲策略的预期效果，对改革任务进行具体规划。

　　最后，统筹考虑社保征收机构改革与其他减税降费政策的协调配合。目前，社保缴费作为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可免征个人所得税，同时作为企业所得税的成本扣除项可减少企业所得税。此外，增值税税率下调改革也对企业负担做减法。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