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0年到2010年，亚洲贫困人口规模下降了7亿4542万，而全球仅下降了6亿9347万。也就是说，亚洲之外的几大洲这期间，极端贫困人口增加了超过5000万。这其中，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使得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而中亚、西亚和东南亚的减贫成绩也值得称道。

　　尽管如此，也要看到，在亚洲，扶贫济困仍是未竟之业，仍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这威胁着亚洲、欧亚大陆的稳定与安全。在取得现有减贫成绩之后，要继续减少贫困人口，面临着更大困难，比如，一些国家、地区的贫困人口难以获得脱贫发展的必要资源，又陷入复杂的社会矛盾关系。又如，亚洲已脱贫人口会否返贫，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及因此带来的自然灾害，经济危机影响着大国和国际组织的援助力度，等等。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战略，必然就要在国际事务特别是亚洲事务、“一带一路”沿途区域之中承担更为重要的使命责任。近年来，中国各类产业、企业、资本响应号召，加大对“一带一路”沿途区域的投资，这其中必然要涉及带动和支持相关国家与地区的减贫发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引进出版了亚洲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推出的《亚洲的减贫奇迹：成就斐然还是未竟之业？》一书。这本书收入世界多个国家长期关注减贫发展的著名经济学家所写的专文，在充分肯定亚洲近几十年来的减贫发展成绩的前提下，分析了亚洲的返贫问题，指出因贫返贫、因灾返贫等因素造成的脱离贫困脆弱性问题。书中对世界各国“贫困线”的制定和适用进行了经济学层面的探讨，指出亚洲国家要根据自身特点制定符合实际的贫困线标准，建议各国要进行多维度的减贫政策和制度设计，全方位的进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减少脆弱性因素返贫。

　　全书第一章收入曾就职于世界银行的德国哥廷根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斯特凡·克拉森所写的《亚洲贫困线：问题与方案》一文。这篇讨论了亚洲国家贫困线的优缺点，概括指出有必要创造一个亚洲特有的多维贫困指标，可以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通过调整界限值而进行自动调整。书中第二章收入印度统计学院经济学教授萨特亚·R.查克拉瓦蒂等学者撰写的论文，用经济学方法分析根据参照群体确定贫困线的思路，特别是要将幸福感这一主观指标纳入考量。

　　日本经济学者、新加坡管理大学经济学副教授藤井智纪探讨了贫困脆弱性等问题的概念，并就亚洲许多国家减贫和返贫的具体情况归结指出，贫困和贫困脆弱性相关，但存在差异，例如一次性粮食救助，可以减轻短时贫困，但对于改善脆弱性几乎没有作用，所以要在大力推动减贫的同时实现发展，以减少返贫。一个可选的方案就是，在贫困国家、地区援助建立满足基本水平的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并通过在贫困农村建造公共工程、建立政府垫底的小额信贷体系等方式，提高这些地区的发展能力——毫无疑问，这些政策选择，恰好也是中国近年来推进精准扶贫的政策精髓所在。藤井智纪在文章中还分别探讨了气候变化等因素带来的脆弱性。

　　书中第四章收入多位学者的合著文章，讨论了测量贫困脆弱性的经济学实证方法，并通过翔实测量论证指出，当前的全球形势气候变化，很可能促成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贫困脆弱性增加。第五章的专文则以印度尼西亚农村为例，指出气候变化与贫困脆弱性的正相关关系。

　　《亚洲的减贫奇迹：成就斐然还是未竟之业？》书中第六章收入法国土伦大学教授瓦莱丽叶·贝伦赫尔的论文，利用定序变量对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三个东南亚国家的多维贫困进行分析，采用了生活水平、健康和教育三个指标。瓦莱丽叶·贝伦赫尔分析指出，这三个国家近年来经济增长较快，但同时也因此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被拉大，出现了颇为突出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换言之，这些国家的农村的脆弱性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虽然从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来看，民众的生活得到了相对更好的保障，但不公平感和剥夺感更强了。这也是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减贫发展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书中第七章，德国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经济学管理学院发展和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农业经济学教授赫尔曼·瓦伊贝尔与德国发展评估研究院评估员勒娜·霍尔菲德以泰国和越南农村家庭为分析对象，讨论了减贫过程中，相当程度上受到忽视的营养问题，尤其是儿童营养问题，并没有因为减贫发展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长期致力于研究贫困、不平等、社会流动、两极分化等分配领域问题的西班牙加利西亚维哥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卡洛斯·哈拉丁所写的《亚洲国家的贫困与族群》一文收入这本书的第八章。在文章中，卡洛斯·哈拉丁就亚太地区突出存在的一些国家少数族群群体面临特别贫困的现象进行了解析，就化解族群贫困差距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