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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治理改革指明方向
2017-09-21 作者: 李向阳 来源: 经济参考报

  ■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全球治理之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是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而派生出来的,而全球性问题又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后果,比如贸易投资自由化问题、移民问题、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问题、国际运输通道安全问题,等等。

  ●中国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者,更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所推出的一系列对外开放政策充分体现了这一理念,为全球治理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

  习近平在演讲中指出,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回首过去100多年的历史,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与发展。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习近平强调,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所有机构、组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主权平等,真谛在于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内政不容干涉,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各国平等参与决策,构成了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主权平等,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习近平指出,历史和现实给我们的启迪是,沟通协商是化解分歧的有效之策,政治谈判是解决冲突的根本之道。各国和国际司法机构有责任维护国际法治权威,应该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搞双重标准,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真正做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席卷发达国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预示了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而以英国退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反全球化运动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阶段。特朗普总统在竞选期间震耳欲聋的“美国优先”口号开始成为美国的对外政策:“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回顾冷战结束以来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经济全球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如此大的挑战,可以说当前经济全球化正在步入十字路口。与此相对应,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大国对待全球治理的立场也在发生重大转变。当特朗普总统强调“每个国家都有权以自己的利益为先”时,全球治理的基础也就变得岌岌可危了。

  面对西方国家反全球化的浪潮和日趋脆弱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向国际社会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经济全球化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不能因少数国家和群体的反对而走回头路;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应是全球治理改革的基本方向。

  全球治理的固有难题与面临的新挑战

  简单地说,全球治理是指为在特定的规范、规则约束下,为解决全球性问题,不同行为主体互动而形成的机制。全球治理是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而派生出来的,而全球性问题又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后果,比如贸易投资自由化问题、移民问题、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问题、国际运输通道安全问题,等等。因而,全球治理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没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就没有对全球治理的需求。当然,并非所有的全球性问题都源于经济全球化,比如当前困扰欧洲国家的中东难民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

  全球治理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的公共产品属性。全球性问题事关所有国家的利益,因而全球治理的提供者通常并不能独占全球治理所带来的收益。这就必然会引发全球治理中的供需失衡:一方面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全球治理供给不足。这种失衡也被形象地称之为“全球治理赤字”。如何消除这种赤子是其第一大难题。

  全球治理的另一个特征是规则的非中性。作为全球治理的核心构件,国际规则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在现实中并不成立。以温室气体减排规则为例,倘若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执行统一的减排标准,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将难以承受。基于规则的非中性特征,每个国家都希望主导规则的制定,服务于自身的利益。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全球治理长期以来一直由少数发达国家所主导,没有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与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如何推动全球治理的民主化是其第二大难题。

  全球治理的第三大难题,也是受诟病最多的,要属它的“发展缺位”。无论是应对全球性问题还是民主化,全球治理最终是要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然而,从现实中我们看到,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没能保证所有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获得发展的机遇;同时也没能保证所有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群体获得收益。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基尼系数持续攀升就是“发展缺位”的后果,也是当前很多国家反全球化的主要根源。

  除了全球治理这些固有的难题之外,目前席卷西方国家的反全球化浪潮为全球治理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其一,反全球化浪潮本身动摇了全球治理的基础。当所有国家都奉行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时,全球治理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其二,大国拒绝提供公共产品削弱了全球治理的功效。在国际层面,解决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难题需要大国做出更多的努力。这是对所谓负责任大国的基本要求。

  然而作为全球治理的主导者,美国新政府不仅威胁要退出多边贸易体系,而且还要退出现有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或对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重新谈判。其三,少数大国奉行以邻为壑的对外政策,如果最终导致大国之间的经济、安全冲突,全球治理就有陷入瘫痪的风险。

  总之,全球治理所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大国正在失去应对的动力,而小国缺乏应对的能力。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立场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项重要公共产品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从最初的双边层面的命运共同体(如中巴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到区域层面的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最终形成了在全球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这适应了中国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这也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核心理念。面对西方国家反全球化浪潮的抬头与全球治理危机,这一理念正在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先是对数百年来国际关系领域所积累的公认原则的继承,比如平等与主权原则、人道主义原则、联合国宪章所确定的宗旨与原则、五项基本原则等等。以此为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又被赋予了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内涵,这突出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合作与共赢是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而解决全球化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合作。合作与共赢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共赢;共赢又是合作的基础。这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理念的具体体现。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我们应该倡导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相反,某些国家的政治家们则把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分配看成是零和博弈:外国的收益即是本国的损失;本国的贸易赤字、对外投资等同于就业机会丧失;外国产业的壮大等同于本国产业衰落。其结果必然是选择放弃合作,否定经济全球化,甚至要与外部世界构建起无形与有形的“隔离墙”。在这种意义上,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应对反全球化的良药,也是推动全球治理的前提条件。

  第二,责任与利益共担是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命运共同体是责任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的有机结合。责任的共担与利益的共享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的责任和利益都是平等分配的。大国与小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仅利益诉求存在差异,而且承担国际责任的能力也存在差异。当今全球治理面临的一大难题便是责任与利益的失衡,这突出表现为发达国家主导全球规则的制定,利用规则的非中性谋取自身的利益;而众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参与其中。当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全球治理中的民主化问题时,某些发达国家的心态出现了失衡,试图推脱大国应尽的义务。以全球气候变化协定谈判为例,经过多年的努力,在业已达成的《巴黎协定》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最终得到了贯彻。然而,特朗普政府却认为美国承担的责任与所获得的利益不符,不仅要求取消对发展中国家的补贴,而且还要放开对化石能源产业发展的限制。再比如,特朗普政府在鼓励制造业回流的同时,却要明确阻止本国企业(甚至是在美的外国企业)对外投资。这表明,美国既要继续充当全球经济的霸主(“让美国再次强大”),又要拒绝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因此,如何兼顾不同类型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把责任和利益共担落到实处已经成为全球治理改革的紧迫任务。

  第三,包容与可持续发展是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发展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它并不等同于单一的经济增长。除了经济增长外,发展还包括民众的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环境的可持续,等等。作为最突出的全球性问题,发展也是全球治理的最大“缺位”。在发展中国家,这一问题主要体现为贫困、疾病、环境恶化等;在发达国家,它更多表现为收入分配不均;而在全球层面,发展问题表现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获得发展的机会。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包容与可持续发展目标适应了所有国家的诉求,构成了所有国家的最大公约数。

  面对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改革失去方向的困境,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也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项重要的公共产品。

  中国正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中国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者,更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所推出的一系列对外开放政策充分体现了这一理念,为全球治理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

  第一,中国以实际行动在应对反全球化浪潮,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力。在多边层面,中国一直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坚定支持者,即使面对某些发达国家单方面拒绝履行在我“入世”时做出的承诺,如市场经济地位,中国也没有改变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立场,更不会动辄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或对相关国家发动贸易战。在区域层面,中国倡导具有开放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机制。在亚太经合组织的2014年北京峰会和2016年利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关于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倡议都在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相比之下,中国推动单方面的对外开放更凸显了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态度。十八大之后,中国先后分三次批准设立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其核心目标就是要探索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模式,待积累经验之后推广到全国其他地区。同时,中国正在积极调整原有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促进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在2017年5月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承诺,从2018年开始中国将举办进口博览会。这表明,中国不再追求以出口为导向的贸易发展模式。因此,在反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一系列举措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把经济全球化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

  第二,以自身的发展经验填补全球治理的“发展缺位”。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历程证明,中国成功地探索出一条后进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模式。这种发展的经验正在以“一带一路”为载体扩散到更多的国家。作为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一带一路”最突出的特征便是它的发展导向。这与现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呈现出的规则导向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不仅体现在开放性、互联互通、多元化的合作机制之上,而且更突出地体现为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之上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但又适应广大发展中国家需求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

  第三,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制度性公共产品。制度性公共产品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内容。除了“一带一路”,中国所倡导创办的亚投行、与其他金砖国家一道创办的新发展银行等正在成为新型的制度性公共产品,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与现有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形成了互补。以亚投行为例,成员国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而且还吸引许多发达国家的参与。在现有57个成员基础上,近期还将有25个国家加入进来。除了提供经济金融领域的公共产品,中国还在改变以往的做法,开始在安全领域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最受瞩目的是亚信会议。这是一个涵盖26个成员国、11个观察员国及国际组织的地区性安全合作平台。在2014年的上海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这是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安全领域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标志着亚信会议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四,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的民主化进程。众多发展中国家无法参与全球治理是其突出的弊端。中国与一批新兴经济体的集体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治理由少数国家主导的局面,全球治理的民主化进程获得了重大进展。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扩大新兴经济体投票权改革的方案在被拖延了多年后终于在不久前得到了实施;中国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在20国集团中的作用,2016年利用举办杭州峰会的机会,邀请了史上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参加;2017年9月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作为东道国,中国倡导并首次推动了金砖+机制。此外,中国支持并完成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容。这对于推进全球治理民主化进程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五,中国在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为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发挥了表率作用。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中国关于碳排放峰值等一系列承诺为2015年的《巴黎协定》达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习近平主席关于秉承正确的“义利观”的主张更是体现了中国的担当。按照“义利观”的要求,中国与沿途国家的合作中要坚持“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既要重视投资利益,更要赢得好名声、好口碑”等。这充分展示了中国的担当,与某些大国强调本国利益优先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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