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　镀金嵌松石珊瑚火镰盒　长6.5cm

清乾隆　珍珠地珐琅彩火镰盒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　高6.5cm

故宫博物院藏　清康熙　吉服带　带长184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孝贤纯皇后绣花卉火镰荷包　长5.2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火镰盒　高　6.5cm

故宫博物院藏　织绣火镰袋　华辰供图

　　满族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重视骑射传统与围猎活动。行军在外需带火种，满人便有随身携带火镰、燧石与火绒的习惯。需要取火时，将火绒包裹住燧石，与火镰摩擦，即可生火。入关后，为了不忘记本民族的传统，清王室恢复了古代狩猎阅军的制度，以备不时之需。特别是康熙、乾隆两朝，每年都举行大型的狩猎活动。火镰仍具有实用性，火镰袋、鞘刀、荷包及扳指袋等，成为男性腰带上的标配：故宫博物院藏康熙及嘉庆吉服带上，皆拴挂火镰。乾隆皇帝在他的御用旅行文具箱中，也放了火镰，以备出行使用。

　　火镰常被赏赐给大臣，尤其是战场得胜的将士。康熙五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镇守陕西延绥等地总兵李耀奏谢皇帝所赐“火镰荷包一个……”，皇帝还要李耀“见这火镰荷包，如见联的一般”；嘉庆十年巡幸盛京，入筵宴之随驾百官贝勒、宗室觉罗、蒙古王公、朝鲜使臣等各赏缎匹、小刀、火镰等物；另据《文宗实录》中载，咸丰三年十月，平灭太平天国三战三捷，“各路带兵大员及将弁兵勇、均能用命，深堪嘉尚，著发去金鞘牙柄小刀十把、银鞘牙柄小刀十把……火镰十三把，著胜保择其奋勇出力者，传旨分别赏给”。有记载提到，清代卤簿中宝象驮着的宝瓶中，贮有“火绒、火石、火镰”。可见火镰是“敬天尊祖”的象征。承装火镰的器具可见织锦、瓷制、牙雕等多种质地。因材质不同，而有火镰袋、火镰包、火镰荷包、火镰盒、火镰套等不同称呼。清宫档案中，也有时称其为“燧囊”，其内装火镰、燧石及火绒。乾隆时，孝贤纯皇后听闻丈夫乾隆皇帝谈及祖宗的简朴传统，亲手为乾隆制作了一个火镰荷包，以彰显朴素之风。皇后选择火镰荷包，而不是普通荷包、扳指袋等，或许有偶然性，但也能看出火镰在清宫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它所具有的代表性。火镰及其盛装器具成为满族生活的一种象征。

　　当一件实用器，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精神内涵，便超越了“用”与“器”，成就了从实用器到陈设器的转变。乾隆皇帝会把火镰荷包，连同其他心爱的小文玩，一起放在多宝格或小柜中赏玩陈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中可见，紫檀雕云龙纹小柜中，有黄缎彩绣福寿纹火镰荷包一件；紫檀嵌彩瓷博古图小柜中，有银镀金嵌松石珊瑚火镰荷包一件……

　　火镰盒的承装都颇为讲究。“包装”最隆重的，当属孝贤纯皇后过世前一年为乾隆做的火镰包。乾隆后命人以内有黄绫的织锦将荷包包好，外配金漆盒，之外再配木盒。木盒上刻有乾隆满汉双语诗文及序言，及臣子庄有恭、蒋溥、汪由敦等人之题铭赞赋，彰显着乾隆对皇后的无限怀念。满族人从配挂火镰，到用火镰盒装火镰，再到为火镰盒配盒，将火镰盒变成了艺术品珍藏。

　　此件瓷胎珍珠地珐琅彩火镰盒分盖与身两部分，两者左右各设一耳，供穿绳，以使盖与身不致脱离。盒身之耳巧做蝙蝠形，施矾红彩，寓意“洪福齐天”。火镰盒内施松石绿釉，外壁以锥拱技法作锦地点纹，并凸饰金花，足内施松石绿釉，中间留白处以矾红彩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横款。形制相仿者，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乾隆时期制作的，瓷胎洋彩西洋人物山水火镰盒，尺寸稍短（7.5cm），高度相同，底以矾红彩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款；四面开光，内绘西洋风景人物。开光外同样以锥拱技法，并加饰金花，似在模仿皮革织绣的纹理。另有一火镰盒，尺寸相仿（高6.5cm、宽8.2cm），制作方法与前者极为相近，但纹饰有别，且底书蓝料款，亦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就目前所查到的资料来看，瓷胎上加锥拱技法，应意在模仿金属器或皮革织绣。台北故宫藏清代镀金嵌松石珊瑚火镰盒，其外壁与上述几件瓷制盒皆以细密凸起装饰，风格颇为相似，华美富丽。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件火镰袋亦可见相似纹路。此件火镰盒富贵华丽，典雅端庄，工艺繁复，且瓷制较难保存，而尤为难得。瓷质火镰盒的实用性似乎远逊于缎锦、犀角等材质器皿。但它或许是火镰盒从实用器转身为陈设器之最佳注脚，传承着高超的制瓷工艺，浓缩着满人对自己民族传统的回望与继承，凝练着敬天尊祖的精神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