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转型：从锈带到智带的经济奇迹》作者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新兴市场”一词提出者）调查发现，许多原本从美国迁出的企业正在“回流”，而选择的落脚之地往往是曾被一些媒体视为美国生产日显“暮气”的“锈带”——他们大举进军智能制造，一条条“智带”悄然诞生。从这一视角看，特朗普卖力吆喝并四处炫耀的“总统招商”噱头，或许只是碰巧赶上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好时代。
不只是智力优势
本书访问的欧美发达国家一些城市和地区，都曾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生产外包风潮中遭受重创，如今“它们又想出了新的方法，重新燃起了雄心壮志。它们正在通过智力共享实现的事情恰恰是亚洲和‘迷雾四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土耳其）的竞争对手所担忧的：创造复杂的智能产品，这些产品让渡的价值远超过时的低成本模式创造出来的产品”。
曾几何时，在人口红利刺激下，世界工厂如群蜂向中国涌聚：从珠三角到长三角，从沿海到内地，各类工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引得无数国人好一阵傲骄。
几乎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便通过各种场合反复指出，许多工厂只是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三来一补”变成跨国企业的生产外包，利润薄，技术含量低，抗风浪能力差。当初这些企业选择搬到中国，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具有生产成本优势，特别是人力成本相对国外低廉。同时也意味，一旦这种优势丧失，当初奔着成本优势而来的企业没理由不会重新选择，事实上近年来就有一些企业从珠三角转向了人力成本更低的南亚国家。
有意在美国投资建厂的郭台铭，就曾公开表示对机器人前景十分看好。可以预见，随着机器人技术更臻完美，批量生产摊薄成本后，机器人的效率、成本和技术优势必定愈加突出。
市场嗅觉灵敏的跨国企业看到了这个契机。或者说，“锈带”的重生，智能充其量只是一根拐杖，根本在于，回流企业可以通过机器人生产、3D打印等智能技术，以接近量身打造的生产，制造高附加值复杂产品，形成智能优势。相比之下，无论今天作为世界工厂的亚洲还是“迷雾四国”，在智能建设方面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明显的差距。
并非局限于智力
阿格塔米尔指出，过去数十年间，我们近乎痴迷地创造尽可能廉价的产品，而接下来的数十年间，我们注重的将是制造尽可能智能的产品。未来智能转型的三个关键因素分别是机器人、3D打印和物联网。
按照阿格塔米尔的这番阐释，智能时代似乎就是“高精尖”技术的代名词，似乎与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可以划上等号。但不能忽视的是，“智带”本质上是市场化产物，缺少市场需求的激励，许多研究成果根本走不出实验室，因而也缺乏研发动力。当然，不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政府推动。
与那些刻意弱化政府在市场中作用的经济学著作不同，在“智带”建设中，阿格塔米尔始终将政府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为此，他还列出不少成功案例，如“包括互联网、无人机和无人驾驶汽车——都脱胎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和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项目”。阿格塔米尔设想的“智带”体系，如同一个以创新为中心的微型社会：“每个智带都是由诸多参与者构成的联系紧密的协作生态系统，一般由研究型大学、社区大学、地方政府、拥有先进的研究部门的成熟企业、创业公司等组成……”。
如果说过去生产更强调分工，智能时代则看重彼此的共享，物联网在共享时代占据重要位置。当然，阿格塔米尔强调的共享与我们正在经历的共享经济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常说的共享经济只是一种终端产品共享，智能时代则是包括智力在内各类社会资源共享，更像是位于产品链的源头甚至更早萌芽状态，共享内容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抽象的资源。
如此看来，智力对于“智带”经济虽然很重要，但“智带”绝不是培植几所高精尖高校那么简单，而是涵盖政府、司法等诸多社会单位共同向智能转型的结果。
“锈带”的复兴
历史上“锈带”区域曾诞生过大量企业，其中不乏国际巨头，也因此形成了集配套企业、科研院校等于一体的制造业生态。跨国企业的回归，无疑是对既有资源的一次成功激活，只不过激活方式不再是重回劳动力密集化的大生产，而是向离市场更近、反应更灵敏、产品更新速度更快的智力密集型生产模式转型。
“锈带”的复兴，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逐渐衰落式微的诸多大型国企。国内“锈带”的形成，与阿格塔米尔所指“锈带”有着天壤之别。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国企布局追求的是战略安全，有些甚至布局于内陆三线城市。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国企不得不按照成本原则向新的优势区位集中，由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锈带”。如果照搬国外“智带”复兴模式，对传统老工业基地的复兴未必适用。
另一方面，国内“智带”建设或可区别于国外“锈带”复兴模式而另辟蹊径。如今，国内早已形成北京、上海、武汉等智力集散地，具备较完善的市场生产体系，其中不乏在国际同行业具有重要地位的高科技企业，如果整合恰当，阿格塔米尔笔下的“智带”完全可以在我们身边重建。
当然，无论“锈带”还是“智带”，即便政府作用功不可没，最终决定企业生存发展的还是利润。阿格塔米尔抛给读者的最大疑问或是：智能红利能否无限“吃”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