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美国政治迎来了南北战争、进步改革以来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这是美国自由主义者、温和保守主义者甚至新自由主义集团都不愿看到，也始终难以接受的结果。不仅是因为特朗普好斗成性，撕碎了美国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诸多惯例，打破了许多项“政治正确”，而且他确实说对了很多问题，比如，美国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困局，是多年来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政策共同塑造的结果；全球化、自由贸易、金融创新没有让美国大众受益，而是让美国蓝领阶层成为了严重的受害者。特朗普对这种现有的权力、资源分配局面和媒体话语、理论解释体系提出了挑战，也就意味着会成为多类利益主体的对立面。

　　美国最有名望的经济学家之一、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在2016年出版了新著《重构美国经济规则》。这是一本广受关注的著作，因为斯蒂格利茨本人长期以来就是美国经济学界的“非主流”，他一直强调金融创新及去除监管带来的是金融及实体经济领域的强烈不稳定。一定程度上，斯蒂格利茨确实认同特朗普有关畸形式的全球化、自由贸易造成了美国民众的受损的看法。但区别在于，斯蒂格利茨完全不能认同特朗普标签化、简单化将美国现有问题归结于贸易和移民的看法；后者政纲的一大核心在于继续减税并大幅削减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部分强化的监管体系，前者的看法恰恰相反。

　　《重构美国经济规则》篇幅并不长，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致力于解读美国经济、社会等领域出现的问题。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已经突出影响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但不同的经济学派、政治理论对此给出的解释却大相径庭。主流经济学家或倾向于低估不平等程度，强调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有利于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以滴涓方式让社会各阶层受惠，但这种解释在近几十年的美国和欧洲国家财富增长分配的翔实数据面前，就显得非常牵强；或将之归因于技术增长的结果，认为新科技革命释放了较多的增长红利，也导致了财富分配的不公平——这样的观点根本经不起求证，因为在欧洲国家、日本、韩国，同样的科技革命进程所带来的贫富分化问题，远不如美国严重；另外，美国社会中，许多高技能人才越来越多地从事低技能工作，被挤入低薪阶层，这种现象显然不能用新科技革命释放红利来解释。此外，一些政治学者采用接近于特朗普式的理由，认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用不公平的贸易和汇率等政策，“劫掠”了美国等工业国家的增长成果，但这种政治话语很难找到以为佐证的数据支持。

　　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经济出现不利于持续增长的问题，不平等现象日渐突出，归根结底是经济规则偏离了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首先，依据传统经济学建立的模型已经被证明存在较为突出的漏洞，欧洲一些国家的案例说明，经济增长与保持公平完全可以实现相对平和的兼容。美国的经济规则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是，很多领域内助推垄断、妨碍竞争，让垄断租金增长、薪资以及通过自由竞争能够获得的财富分配都有所下降。其次，美国20世纪80年代之后长期推行的放松管制、降低税收、鼓励外包等政策组合，明显有利于富人阶层，尤其是全球性产业和岗位转移降低了美国等国家的劳工主体地位和活动能力，使得美国丧失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薪资水平也大幅下降。第三，美国经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持续金融化，不断解除政策限制，鼓励金融创新，不仅有利于华尔街获取更多财富，而且可以通过日渐复杂的合同条款将成本、风险、损失都转嫁出去，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不稳定的最终买单者都是大众。

　　《重构美国经济规则》第二部分主要剖析美国经济规则的不合理之处。首先就是减少管制的同时，却纵容了基于资金、技术、经营规模等优势而形成的垄断，使得自由竞争反而受到限制。这方面一个突出标志就是知识产权保护被过度强化，一些本该及时结束专利期而可以更好服务大众的专利成果，却因垄断机构的游说被一再延长专利保护。二是金融业已远离资本高效配置的核心功能，转向掠夺性的寻租行为，尤其是21世纪初以来，华尔街借助不透明、复杂深奥的合同条款，更加有恃无恐的推行欺诈和市场操控。经济金融化还深刻的改变了实体经济运作规则，让唯股东至上成为一种不可挑战的信念，使得企业经营短视化。三是持续为富人减税。斯蒂格利茨认为，低税率对于经济发展并无半点益处，他指出，美国政府每一次实施的减税，也都没有起到投资增加或工资增长的效果，或是其他方面社会福利改善的结果。四是美国政府不当的结束了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而是由美联储转而专注于注定起不到什么作用的调控通胀。这一部分还讨论了美国劳工标准下降、劳工保护弱化等规则转向所导致的严重问题。

　　斯蒂格利茨提出的重构规则建议，其实要比特朗普的变革政纲更具颠覆性。他提出了三步走的改革方案，分别针对美国财富和权势的上层、中产阶级和平民。第一步是要适度的抑制上层。斯蒂格利茨建议重塑美国的自由竞争，恢复知识产权领域的平衡，让更多的专利更为恰当的到期终结保护期，更好的服务于经济和社会；改善现有的全球贸易体系，要求美国的贸易伙伴履行健康、环境、消费者安全等方面与美国持平的标准；通过政府议价来控制医疗成本；在金融环节推行较高的交易税，遏制过频的短期交易、投机炒作；增加高收入者的边际所得税。对于金融业，斯蒂格利茨认为应强化监管，防止金融业对社会其他部门造成损害，将之改造为可以服务其他部门的资金供给窗口；并规范影子银行、彻底关闭离岸银行，让金融监管透明化。当然，这一揽子政策计划，肯定要比特朗普版的政策方案，更具有推行难度。

　　第二步要重塑中产阶级成长的空间。主要内容是，增加公共投资，实现充分就业；提高劳工在经济和社会体系中的地位，改善劳工保护，拓宽劳动市场就业途径及晋升空间，等等。第三步是本着增加经济安全和机会，让平民获得更好保护，包括，通过儿童津贴、家纺、学前班等方式投资儿童早期教育，增加对于中小学体系和高等教育的公共资助，提供廉价的全民医疗服务等。斯蒂格利茨的这两方面政策建议，对于我国也具有现实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