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1946年出生在美国加州，为当代知名的社会评论家、都市研究者、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现为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创意写作系教授、《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编辑，并为一些刊物，如《国家》（The Nation）和英国的《新政客》（New Statesman）有关专栏撰稿。他获得过诸如“麦克阿瑟奖”（MacArthur Fellowship Award,1998）和“兰南非虚构文学奖”（Lannan Literary Award for Nonfiction,2007）等多个奖项。有趣的是他没有完成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史学博士项目。
对许多中国人而言，迈克·戴维斯这个名字还很陌生，因为这是他的专著第一次在中国翻译出版。此前只有包亚明、宁光杰、张晓歌等学者对他作过零星介绍。但迈克?戴维斯在美国都市社会学界已是大名鼎鼎，以其书中普遍的批判主题及反传统观点著称。戴维斯在著作中大量揭露了经济、社会、环境和政治的种种不公正现象以及都市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如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恐怖主义、全球气候变暖、失控的资本主义等等。
作为一个活跃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及政治活动家，迈克·戴维斯具有比较强烈的批判精神和犀利的批判立场。他在很大程度上实践了萨义德的论点，即“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他称自己为国际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环保人士”，如他在《恐惧的生态学》（Ecology of Fear）中引用的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和加勒特·埃克博（Garrett Eckbo）一样，他在社会主义者／建筑师／地区主义者所倡导的传统中写作。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马克思依据当时的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本运作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极具洞察力的B/S分析模式，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并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辨方式，在哲学、政治和社会领域提出了一系列的元命题，将人与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全面、持续的解放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可以说，马克思作为近代思想史的集大成者，其解释和分析系统对于当时的市场经济社会状况是一针见血且十分有效的。“马克思是阐述从个体之间的契约市场关系而来的自治型、准形式化、自我调节经济模式的第一位社会学家。”由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元理论基础，因而，只要资本主义社会持续存在，那么不论其具体形态是什么，马克思所提出的元命题就将持续地成为理论的起点并拥有理论再生产的生命力，并会以各种新的形式呈现在相关领域中。
迈克·戴维斯研究美国工人阶级史的早期著作《美国梦的囚徒：美国工人阶级史上的政治和经济》（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he History of the U.S. Working Class, 1986）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国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国家研究以及革命集合主义（Revolutionary Integrationism）学说的一个重要贡献。1990年他又出版了备受争议的畅销书《石英之城：在洛杉矶考掘未来》（City of Quartz: Excavating the Future in Los Angeles, 1990）。该书形成了对洛杉矶城市景观最为权威的批判性审视。此书使他一举成名，他也因此被誉为研究洛杉矶社会及历史的先锋学者。2003年出版的论文集《无生命城市》（Dead Cities, And Other Tales, 2003）更大大拓宽了关于都市生活及其未来的研究。
戴维斯一直坚持在公共领域中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独立的思考，并始终坚持一种坚定的立场，对固有问题和新的社会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并利用媒介进行发言，向人们预示严峻的未来，从而迫使我们去审视、去思考那些我们不愿意见到和不喜欢见到从而视而不见的现实。关键是，这些预见还往往不幸成为现实，如他在《石英之城》中对1992年洛杉矶暴动的预言和《近在咫尺的幽灵：禽流感的全球威胁》（The Monster at Our Door: The Global Threat of Avian Flu, 2005）中对于禽流感的预言都一一成真。以至于《城市异见者迈克?戴维斯的灾难修辞学》（“Urban Controversialist Mike Davis’s Rhetoric of Catastrophe”）一文征引了戴维斯多部著作的灾难性预言之后，直接将戴维斯的风格总结为“灾难修辞学”。
总之，戴维斯以其著作生涯很好地实践了萨义德在其《知识分子论》一书中的主张：“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在意见与言论自由上毫不妥协，是世俗知识分子的主要堡垒”，“弃守此一堡垒或容忍其基础被破坏，事实上就是背叛了知识分子的职守”。现代都市的贫民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现象。早在1890年，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雅各布?Ａ． 里斯（Jacob A. Riis, 1849-1914）就已经关注到纽约下东区的贫民生活，其著作《另一半人怎样生活》（1890）就促使官方通过立法对经济公寓进行改革。1902年他在《与贫民窟作斗争》一文中发出“要么我们消除贫民窟，要么贫民窟将我们消灭，二者必居其一”的呼声。里斯强烈呼吁政府尽社会福利的责任，改善城市贫困状况以最终消除贫民窟现象。近年来，贫民窟数目因第三世界城市人口膨胀而大幅增加，根据联合国人居署2006年报告，英联邦国家的贫民窟住有3.27亿人，接近当地人口的1/6。在1/4的英联邦国家之中（11个非洲国家，2个亚洲国家，1个太平洋国家），超过2/3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其中很多国家仍在急速城市化。预计至2030年全球将有约20亿人口沦为贫民窟居民。
2003年10月，联合国人居署出版了一份严肃的历史性报告《贫民窟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Slums）。该报告的主要论题是贫民窟惊人地密布于地球。贫民窟（slum），一般指穷人居住之所，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将其定义为“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之高密度人口聚居区”。据《2007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贫民窟”这一术语被用来代指许多类型的住房，包括可改良的住房。“贫民窟”“棚户区”“非正规住区”“棚户住房”和“低收入社区”等术语往往可以互换使用。这一词语传统上指曾一度有名望，但随着先前的居民搬迁到城市中更新、更好地区而衰落的居住区；如今，此词还包括发展中地区城市中大量临时居所。
毋庸置疑，贫民窟的产生首先是经济问题，但贫民窟形成之后却涉及政治、文化、环境、人权等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了一个必须被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贫民窟如今已经成为都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一困扰，发展中国家尤其严重。贫民窟常伴有犯罪、毒品、违章建筑、垃圾、饮水等问题。但是，对人口过百万的大型贫民窟（megaslum）兴起的讨论一直被排除在主流政治议程之外，因为世界银行和“华盛顿共识”不乐于听到这样的声音。
戴维斯一直坚定地履行公共知识分子的真正职责。对他而言，“知识分子的代表是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知识分子并不是登上高山或讲坛，然后从高处慷慨陈词。知识分子显然是要在zui容易被听到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要能影响正在进行的实际过程。”所以，戴维斯不仅一直关注贫民窟问题，而且公开发表了他关于贫民窟问题的意见。早在2004年，他就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上发表了题为“布满贫民窟的星球”（“Planet Of Slums”）的文章。2006年5月11日，戴维斯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向200名听众做了一场关于“贫民窟”问题的演讲。
他在其新著《布满贫民窟的星球》（Planet Of Slums，2006）里预言了我们地球的未来———城市贫民窟星球。戴维斯不是未来学家或预言家，他的预言和推测全部建立在权威机构的统计数字和已经存在的实例之上。他征引了联合国人居署2003年的报告《贫民窟的挑战》，概述了贫民窟的悲惨现实及未来：目前，10多亿贫民窟居民完全脱离于他们的国家或全球经济生活；未来的半个世纪里20亿—30亿人zui有可能的去处是贫民窟。
首先，戴维斯指出：“地球城市化的速度甚至快于罗马俱乐部先前在其马尔萨斯式报告《增长的极限》（Limits of Growth，1972）中做出的预报。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有86个；今天有400个，到2015年将有至少550个。”《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估计，到2025年，单是亚洲可能就会有10到11个超大城市（hypercity，人口2 000万以上的城市），包括雅加达（2 490万）、达卡（2 500万）和卡拉奇（2 650万）。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地球上大多数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
但是，这些城市人口的大部分在忍受可怕的贫困。2020年城市人口中将有45%—50%属于贫困人口，2030年居住在城市贫民窟的居民将达到20亿。贫民窟的扩大已经达到了极限——免费的可擅自定居的土地缺乏，贫民窟居民的谋生能力下降。这已引起宗派暴力、遗弃儿童和其他对绝望处境的理性反应。“未来的城市，不是像早期都市学家们所想象的那样，由玻璃和钢铁构成，而更多地由粗糙的砖头、稻草、回收塑料、水泥块和废木头所构成。不是光彩炫目直达天堂的城市，21世纪的大多数城市蜷伏在泥泞之中，被污染、粪便和腐烂所包围。”换句话说，未来的城市是一种“贫民窟城市”，而非“光明城市”。
这些“贫民窟城市”是一种贫富差距极大化的“夹缝城市”。寥寥可数的中产阶级富人区淹没在贫民窟的汪洋大海之中。一方面，大批的农村移民将以城市无法消化的速度迅速涌入；另一方面，再也负担不起市中心昂贵生活成本的原城市居民则大量迁出。他们唯一可能的去处就是贫民窟。城市贫民窟事实上是乡村城市化和城市乡村化的双向变迁所形成的独特聚居形态。德国建筑学家和城市理论家托马斯·西韦特（Thomas Sieverts）指出：“这种扩散的都市生活［他称之为“夹缝城市”（德语，Zwischenstadt；英语，“in-between city”）］快速成为21世纪富裕和贫困国家的决定性景观。”这是一种拥有城市人口密度但没有传统城市基建和结构的空间，住在那里的居民像城市人一样拥挤，但却维持着农村的生活方式。
戴维斯追溯了贫民窟一词的定义：“据报道，第一个公开出版的定义见于作家詹姆斯·哈代·沃克斯（James Hardy Vaux）1812年的《闪客词典》（Vocabulary of the Flash Language），该书中‘贫民窟’与‘敲诈勒索’或‘罪恶交易’是同义词。然而，到了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霍乱盛行的年月，贫民在贫民窟中生活而非从事交易。卡迪纳尔·怀斯曼（Cardinal Wiseman）因其在关于城市改革的著作中把‘贫民窟’（低级行为发生的空间）从一个街头俚语变革为一个被附庸风雅的作家们随意使用的术语而不时受到赞扬。到19世纪中叶，贫民窟一词在法国、美国和印度被确认，并被广泛认可为一种国际现象。”
戴维斯指出：“全世界可能有20多万个贫民窟，人口规模从几百人到上百万人不等。单是南亚zui大的5个大都市（卡拉奇、孟买、德里、加尔各答和达卡）就有将近1.5万个确认无误的贫民窟社区，其人口总数超过2亿。”他还列出了全世界30个最大贫民窟的居民人数（2005年的数据），如墨西哥市的勒扎尔／凯尔克／伊兹塔（Nezal/Chalco/Izta）（400 万），加拉加斯的自由区（Libertador）（220 万），波哥大的苏尔／玻利瓦尔市（El Sur/Ciudad Bolivar）（200万），利马的圣胡安鲁力安切（San Juan de Lurigancho）（150万）和利马的南锥体区域（Cono Sur）（150万），等等。
戴维斯还指出，左翼政治的传统重点，如乡村失地农民和非正规经济部门劳动力的运动，需要转向大多数贫困人口的社会和地理学分布。事实上，近年来zui令人振奋的政治斗争是由大城市中那些被边缘化的“非正式部门”的劳动者———从加拉加斯山脚的贫民窟、太子港臭名昭著的“太阳城”（Cite Soleil）到巴黎种族隔离的郊区——所掀起的。最后，他充满希望地描绘了一幅贫民窟作为蓬勃发展的抵抗运动孵化器的图景。
总之，《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不仅描绘了21世纪极端扩展的城市贫困景观：从里约热内卢、金沙萨到孟买的贫民窟生活状况，而且指出了城市贫困的不断加剧所带来的严重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后果。戴维斯对世界城市贫民灾难性困境的这些忠实描绘不仅是为了唤起愤慨，还要引起更多的关注。《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一书的出版使得“贫民窟”问题备受瞩目。如《静音》（Mute）杂志就在《布满贫民窟的星球》的影响下推出了关于全球贫民窟的特刊“裸露的城市———全球贫民窟中的斗争”（Naked Cities-Struggle in the Global Slums”）。
2006年6月19日至23日，联合国人居署主办的“第三届世界城市论坛”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论坛的主题是：“我们的未来———可持续的城市。”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在论坛邀请辞中指出：“城市是人类一半人口的家园。城市在提供众多机遇的同时，也是人们遭受痛苦的地方。随着贫民窟和贫困居住区与广大舒适安逸的富裕地区共同存在，我们在城市中经常看到富人与穷人之间、得益于城市化发展的群体与在城市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群体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他在大会致辞中又说：“在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机遇与贫困是休戚相关的。此届论坛认识到，全球贫困现象的发生地正在向城市转移，这一进程被称为贫困的城市化。如果照目前的趋势继续发展，那么在这一时期的赤贫城市人口数量也将翻一番，达到20亿。要应对贫民窟改造和可持续基础设施发展对资金带来的挑战，关键是需要提高财力，来实现《千年宣言》中的贫民窟改造目标。要把规划作为城市发展和环境管理的工具，作为预防未来贫民窟发展的手段。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一致认为，可持续发展及其与贫困的联系是所有城市都将面对的重大挑战。”
2007年5月1日，中国香港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梁文道先生在其主持的节目《开卷八分钟》中对《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一书的推荐则使得贫民窟这一话题进入了更多中国人的视野。越来越多的学术领域和学者开始关注贫民窟问题，关注贫民窟居民的尊严和人权问题，这正是戴维斯《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一书的初衷所在。
纯琳是我在四川大学指导的博士生。2006年，她在写作博士论文《论Ｖ．Ｓ．奈保尔的空间书写》时接触到了都市社会学的理论，并阅读了迈克·戴维斯的一些相关著作。以前她也应邀参加过一些英汉翻译，包括我主持翻译的文集《文化研究指南》等。因缘际会，在陈恒先生的介绍下开始了戴维斯《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一书的翻译，这是她第一部独立完成的译著，作为译界的新人，其严谨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