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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缩”何以成为危险理念
评马克·布莱思《紧缩:一个危险观念的演变史》
2016-11-11 作者: 潘启雯 来源: 经济参考报

    金融业自受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重创后,美欧政客们宣布了一轮又一轮预算削减计划,并将政府支出塑造成无妄的浪费和经济形势进一步下行的“罪魁”。在《紧缩:一个危险观念的演变史》的作者、美国布朗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马克·布莱思看来,这些观点和举动忽略了一个重大问题:问题的源头并不是政府狂妄无节制的支出,而恰恰是政府对破产银行体系的救助、再资本化和注资。

  布莱思认为,除教学与科研外,学者另一部分重要职责是承担“审视政策”。通过对比研究,他发现,作为一种聚焦于政府管理与市场关系的理念,紧缩的思想史不仅短暂,更苍白。紧缩的起源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的空白断层,“大萧条”后被理性的思想放逐,而它在蛰伏等待机会。在其冬眠期,德国秩序经济学、美国奥地利学派和意大利经济学家思想不断发展,最终促其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全面回归。布莱思从历史维度中研究发现,它在实际操作中是无效的,从根本上说是让穷人为富人的错误买单,全球经济存在一个重大的“集体性谬误”,紧缩成为一种危险理念。

  在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西方各国政府为拯救全球银行体系所支出的救助与再注资成本高达3万亿到13万亿美元。由于政府为金融危机买单,因此绝大部分救助成本最终反映在政府资产负债表内,因而人们错误地认为这是一场“主权债务危机”。但实际上,这是一场精心掩饰的、不断变形的银行业危机。

  经济学家在讨论分配问题时常会提到一个有趣的比方——“比尔·盖茨逛酒吧”。当比尔·盖茨进入酒吧后,酒吧所有成员的平均财富大幅激增,似乎人人都成了百万富翁。事实上,酒吧里只有一个亿万富翁和一群身价数万美元或更少的普通人。紧缩对不同收入人群的政策效果截然不同,因此也面对同样的困境——在统计上正确,但实际却毫无意义。

  布莱思的研究发现,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紧缩对国家是有效的,但前提是不存在“集体性谬误”。也就是说,存在一个更大而且未削减的国家。遗憾的是,对绝大多数国家而言,现实世界并没有这么理想。不仅如此,目前,即使能解决政治上的可持续问题(“谁承担成本”),经济问题(“所有人同时削减”)也依旧会否定紧缩。

  与探索“紧缩成为一种危险的理念”的原因相映成趣,从理论范畴转到实践领域,布莱思也考察了紧缩的实践历史。其一,20世纪20、30年代断续的金本位时期存在多个推行紧缩政策带来“危害”的经典案例。这些案例中紧缩政策登峰造极,实施紧缩的国家要么失败了要么被毁灭了。这些案例清楚地告诉人们:经济并不会在“萧条和崩溃”之后“自我修复”。

  其二,与“危害”经典案例相反,也存在如艾莱斯纳、吉瓦茨以及其他经济学家强调的正面案例。这些案例被视为“大萧条”时期成功的扩张性紧缩。布莱思以这些案例的经验分析今天的欧元区,直言这些案例成功的条件并不是目前的欧洲所具备的,特别对“南欧五国”。充其量,这些案例只能说明扩张性紧缩是一种特例。

  其三,紧缩簇拥者的“新希望”:罗马尼亚、爱沙尼亚、保加利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REBLL联盟。近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将REBLL国家视为紧缩政策的“新证据”,并将其作为经验模式推广给西部和南部欧洲的国家。但事实,REBLL的政策执行条件及他们独特的经济与政治结构使这些国家的政策经验比20世纪80年代欧洲西部国家的经验更难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

  澳大利亚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奎因将那些明显逻辑不一致、在实践上失败过无数次,但却仍残存至今的经济理念称为“僵尸经济学”。紧缩正是一种“僵尸经济学”,遭历史无数次否定,却一次次卷土重来。原因印证那个俗语——“再度举债无法真正偿债”是如此的简洁并富有吸引力;另外,政治保守主义者能利用这一理念将国家福利主义挤出政治舞台。

  在此次欧洲金融危机中,尽管政客热情洋溢地采用紧缩政策,然而,与布莱思考察紧缩的思想与实践史结果如出一辙,紧缩依旧失败了。如果欧洲的经济政策制定者是承诺“不造成任何伤害”的医生,那他们可能早被吊销“营业”执照了。

  救助银行带来政府债务,结果是危机,而危机又带来紧缩。即使其根源是现在的货币末日机制中“大而难救”的银行系统,即使看起来除了“增加中央银行流动性、挤压预算和祈祷”外,别的选择都极其有限。

  难得的是,布莱思在最后一章中大胆推测:投资银行这种商业模式可能已行将就木。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我们在危机中损失的所有资金都浪费在了一个终究要衰退的行业里。不过冰岛和爱尔兰的财政调整或许能给人们带来新的启示:冰岛让银行破产,不仅熬过了危机,还变成了一个更富有、更公平的社会。爱尔兰救助了银行,代价是长久深陷于救助后的痛苦中。

  如果冰岛给我们带来了正面经验,那么,未来在何方?照通常的设定,高度负债社会所能选择的未来极为有限。布莱思的思考是,走出危机的方法除了常见的“通胀”、“通缩”、“货币贬值”及“违约”四种选择外,还有金融管制、在全球范围内征集税收两个新方法值得探索和尝试。可惜,因为这两个举措不会给银行带来什么好处,金融界不会支持。这两个方法,不妨借用丘吉尔对民主的评价:“这是现有糟糕选择之外最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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