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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东尼·阿特金森 |
针对这些问题，我在本书中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我相信这些建议能够真正改变收入分配，从而降低不平等程度。我力求以史为鉴，并从分配的角度以全新的眼光看待经济学基础，从而探寻现在可以采用哪些手段来降低不平等的程度。在这一过程中，我始终保持着非常乐观的情绪。世界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但总体来看，我们并不是因为面对着各种无法控制的力量而无能为力。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我们的行动。
本书的结构
本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重点是诊断“病因”。不平等的含义是什么？目前到了何种程度？不平等程度是否曾在某些时期有所下降？如果的确如此，那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经济学家认为不平等的成因有哪些？第一部分的各个章节环环紧扣，没有进行单独的小结。不过我在第一部分结尾处撰写了“初步总结”。第二部分提出了15条政策建议，都是各国减少不平等时可采取的措施。这一部分结束时列出了我提出的所有政策建议以及5个“有待探索的观点”。在第三部分，我将分析对前面的政策建议的各类异议。我们能否在不减少就业或降低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打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能否承担得起旨在减少不平等的项目？“前进的方向”部分将对本书中的政策建议以及将其付诸实施的手段进行总结。
第1章为全书奠定了基础。它探讨了不平等的含义，初步审视了关于不平等程度的证据。尽管人们对“不平等”展开了诸多讨论，但这个术语对不同人群的含义不尽相同，所以经常出现概念混淆。人类活动的很多领域里都会出现不平等。人们的政治权利不平等。法律面前并非人人平等。甚至经济不平等——即本文的重点——也可以有多种解读。各种目标的本质以及它们与社会价值观之间的关系，都必须得到澄清。我们关心的是机会不平等还是结果不平等？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值得担忧？贫困应该成为我们的唯一关注点吗？我们摆出关于不平等的数据时，读者们总会询问：这些数据指的是哪些人群中的何种不平等？第1章先展示了经济不平等的总体情况，以及它在过去100年里的变化趋势，这些情况不仅凸显了目前不平等成为重要议题的原因，而且介绍了我们所探讨的不平等的主要范畴。
本书的主旨之一是强调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正如哲学家桑塔亚那在《理性生活》中所说：“忘记过去必定会重蹈覆辙”，这也许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但和其他众多“陈词滥调”一样，也蕴含着真理。
过往的经历不仅设置了一条准绳，供我们判断可以用哪些手段来减少不平等，而且提供了如何将这些手段付诸现实的线索。幸运的是，经济学界关于收入分配的历史研究，近年来突飞猛进。此外就像第2章介绍的那样，描述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状况的实证数据也有大幅改善，使本书的写作过程得以顺利完成。我们可以从这些数据中汲取深刻的教训，特别是欧洲在战后数十年间缩小不平等的经历。欧洲的不平等程度明显降低不仅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期间许多均等化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在随后的20世纪80年代，我称之为“不平等转折期”，这些均等化机制（包括许多刻意为之的政策）被终止或反其道而行之。自那以后，许多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开始上升。不过就像我对拉丁美洲情况的介绍那样，并非所有国家都是如此。
这些促使不平等程度在战后降低的力量可以指导我们制定未来的政策。当然跟那时候相比，全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3章审视了当前的不平等经济学。我先从经济学教科书里描述技术变革和全球化这两股双生力量的故事入手——它们彻头彻尾地改变了富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导致工资分配的差距日益扩大。不过后面的讨论就脱离了教科书。技术进步并不是自然的力量，而是反映着社会和经济的选择。公司、个人和政府的选择都可以影响技术的发展方向，进而影响收入分配。供需规律可能会对工资水平设置上下限，但也为更多因素发挥作用留下了充足的空间。我们需要将经济和社会背景考虑在内，进行更深入多样的分析。教科书上的故事主要聚焦了劳动力市场，而没有关注资本市场。过去，资本市场以及与之相关的利润与总收入之比曾经是分析收入分配的关键因素，如今，它们应该再次成为分析的核心。
“问诊”之后就要采取行动。本书第二部分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将它们全部付诸实施将大幅降低我们这个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这些建议跨越了多个政策领域，而且不局限于财政再分配——虽然这个领域也至关重要。减少不平等应该成为每个人的首要任务。在政府体系里，这个问题既涉及科技部部长，也涉及社会保障部部长；既涉及竞争政策，也涉及劳动力市场改革。无论是从工人、雇主、消费者、储蓄者还是纳税人等不同身份出发，个人都应该关心不平等问题。它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之中。要想大幅降低不平等程度，就必须认真审视社会的方方面面。
相应的，第二部分的前3章研究了不同的经济要素：第4章探讨了技术变革和它对分配的影响，其中包括技术变革与市场结构及抗衡力量之间的关系；第5章探讨了劳动力市场以及就业不断变化的本质；第6章探讨了资本市场及财富分配。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市场力量及它发挥作用的地点对不平等都有重要影响。或许20世纪的财富分配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集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经济决策的控制权在随之发生转移。在近几十年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特别是不断增强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将权力从劳动力手中转移到雇主手中。跨国公司的壮大以及贸易自由化和资本市场自由化强化了公司相对于消费者、工人和政府的地位。第7章和第8章讨论了累进税和福利国家。我提议的措施中有一些是已经被人们广泛辩论的，如回到累进程度更高的收入所得税体系，而其他措施则不那么容易被预见到，如将“参与性收入”（participation income）作为社会保障的基础。
对于“如何抵制日益上升的不平等”这个问题，它的标准答案是支持对教育和技能的持续投资。我对这些措施的讨论相对较少，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它们无足轻重，而是因为人们已经广泛宣传了它们的重要性。
毋庸置疑，我支持对家庭和教育进行投资，但是我希望突出一些更激进的政策建议——那些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现代社会的根基，摒弃在过去几十年里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观念的建议。这些建议乍看起来有些古怪或者不切实际。因此，第三部分重点探讨了反对它们的意见，并评估了这些措施的可行性。我们面临的最明显的挑战是，负担不起为减少不平等所应采取的必要措施。然而，在计算具体预算之前，我认为存在着一种更普遍的反对意见，即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再分配是否一定会抑制经济发展？对此，第9章的主题是福利经济学和“缩小的蛋糕”。对于我所提出的政策建议的第二组反对意见是，“这些建议很好，但是当前全球化的程度意味着一个国家无法踏上如此激进的道路”。第10章讨论了这种很严肃的观点。第11章研究了关于这些建议的“政治算术”，即它们对政府预算的影响，并针对英国进行了具体的个案研究。有些读者或许可以先读这一部分。我把它放在最后，并非因为我认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这部分分析涉及更为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我建议开征的税种所能产生的税收数额以及社会转移支付的成本，都取决于特定国家的体制结构及其他特征。因此，我的目标在于解释：经济学家是如何评估政策建议的可行性，并以英国目前可采取的手段为例进行阐述。有些建议不可能进行类似的计算，但是我也会努力大体描述它们会给公共财政造成的冲击。
预期
本书不仅记录了我对不平等的起因和解决办法的思考成果，而且记录了对当代经济学思想现状的反思。吉本斯（Stella Gibbons）在1932年出版的英文小说《寒冷舒适的农庄》中用星号标示出“更棒的段落”（毫无疑问这只是个玩笑），以帮助读者辨认“这个句子富有文学价值还是……一派胡言”。我曾经考虑过借鉴她的做法，把那些背离传统智慧的段落标示出来，对害怕“胡说八道”的读者起到警示作用。虽然后来我决定放弃使用星标，但还是指出了偏离主流思想的部分。需要强调的是，我并不认为自己采用的分析方法肯定具有优越性，但我认为在经济学研究中可行的道路不止一条。在英国剑桥和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堪布里奇（英文同为Cambridge），我所学到的是对经济变化或政策提出这样的疑问：“谁会从中获益？谁会蒙受损失？”如今媒体讨论和政策辩论中往往缺失了此类问题。许多经济模型假设由完全相同的当事人代表进行复杂的决策，还忽略了分配议题，结果没有空间来考虑最终结果的公平性。我认为应该给这些讨论留出空间。世界上不是只有一种经济学。
本书的目标人群是对经济学和政治学感兴趣的普遍读者。书中涉及的技术性材料大多放在尾注里，而且我将文中使用的主要术语编写成了术语表。书中的图表不多，所使用数据的详细来源都收录在书末的“数据来源”部分。我一直谨记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的名言：“每使用一个公式都会使读者人数减半。”本书的正文没有使用公式，所以我希望读者们都能够读完全文。
2015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产业政策要准”作为推进结构性改革的五大政策支柱之一。我们特意选取了两篇论述产业政策的文章，也许可以为实施“准”的产业政策提供启发。新经济增长理论的领军人物菲利普·阿吉翁等人的文章“产业政策和竞争”以中国为背景，讨论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可以提高生产率，进而推动增长。作者们使用1998—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从实证角度研究补贴、税收减免、（低息）贷款和关税等产业政策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竞争性部门实施的产业政策（补贴或税收减免）、旨在维持或者促进竞争的产业政策（比如引导企业进入或者鼓励新企业发展），对生产率增长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初始竞争更为激烈的部门实施补贴和免税这样的产业政策，能够改善企业的表现，而实施（低息）贷款和关税补贴这样的产业政策，则不能改善企业的表现。作者们还指出，为了使产业内的利益集团对产业政策施加的影响最小化，应以更分散、更有利于竞争的方式实施扶持型产业政策。詹姆斯·罗宾逊的文章，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国际上，产业政策不乏成功和失败的案例。这些案例一方面说明产业政策可以是社会所需要的，并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另一方面，与任何对社会有益的政策一样，产业政策也受制于具体社会的政治均衡特征，比如哪些利益团体能被动员，关系到怎样的利益，处于怎样的政治体制环境中。在这些政治因素的影响下，即使能推出产业政策，也未必会采取理想的形式。因此，仅仅提出好的产业政策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考虑这些好建议如何能被掌握政治权力的群体自愿采纳。
在一国经济实现增长、从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工业化是最重要的推动力。然而，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却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在“过早去工业化”一文中，罗德里克利用三个工业化测量指标——制造业就业占比、按当前价格计算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详细描述了不同类别的国家之间的去工业化格局，并根据这些指标和收入之间的关系，界定了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过早去工业化现象。他进一步阐释了发展中国家去工业化现象的成因，其中全球化是一个重要因素。罗德里克认为，过早去工业化对发展中国家并非好事，它踢走了经济借以快速上升的“梯子”，还可能产生不利的政治后果。对尚处于向高收入国家转型的中国经济来说，工业化仍然至关重要，罗德里克的分析值得我们加以重视。
“法和经济学”栏目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法学教授韦尔克尔克的文章“就业保护法的经济学分析”。这是一篇综述性文章，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文献，包括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研究就业保护法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用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就业保护法的改革对经济产出和经济行为的影响，以美国各州就业保护法的不同变化来研究就业保护法对劳动力流动、就业、雇员人力资本投资等方面的影响，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就业保护法的渊源和政治动力机制。这些研究为全面认识就业保护法的影响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新书架”栏目是许成钢为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教授的新书《动态变化、竞争和剩余经济》而作的书评。这篇书评从一般均衡和方法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动态变化的政治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列宁式国家资本主义等方面，分析并归纳了科尔奈著作的主要观点和软预算约束这样的重要概念。许成钢认为，科尔奈著作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阐释了资本主义的特点。
斯特凡·施莱歇和安德烈·马尔库等人的“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结构性改革”一文分析了欧盟现行排放交易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该体系的三个一揽子改革方案，并评估了这三个改革方案的可行性。作者们还简要介绍了韩国、美国、中国等国家的排放交易体系，比较了它们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不同特点。
比较之窗栏目是余晖等人的“澳大利亚医疗卫生体制研究”一文。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澳大利亚的国民医疗照顾制度、卫生服供给方的制度安排、卫生体系的行政管理体制、卫生资金的筹措和支付制度，并对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出了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