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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凌燕 汪通 |
历史上的封建王朝，貌似经常沿着这样一条线索发展：开国——繁荣——衰弱——战乱。通货紧缩，经常发生在封建王朝繁荣阶段的后期。如果我们展开来说，封建王朝的轨迹通常是这样的：
开国时历经前朝战乱，社会满目疮痍，农业生产受到极大摧残。即使大家手中有银钱，却可能买不到粮食，因此粮价特别贵，会有很多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在生活所迫下或被高粮价吸引而改行开垦荒地，这时政府通常不加干涉，既没有苛捐杂税，又没有战争耽误农时，因此粮食产量会成倍往上翻，粮价因此回落。比如，根据《史记》的记载，在西汉初年，一石谷子需要花近万钱，而文景之治时期，一石粟只要十几钱。粮食的价格约只有原来的五百分之一。
随着粮食储备的宽裕，我们可以简单认为这个王朝发展到了繁荣时期，毕竟那时候农业是最重要的产业。但过度的粮食储备也同时将封建王朝的最大弊端暴露在人们的视野中。
有人会说，粮食储备多是好事啊，粮价就是以前的五百分之一算什么啊，我们现在印一种新钞票，和旧钞票500比1的兑换率，不就完事了？这种逻辑的问题在于，我们习惯了信用货币，钞票本身没有价值或者价值很低，印一种新钞票，然后规定新钞与旧钞的固定兑换比，只要国家的信用还在，就不会有太大的实际影响。但是封建王朝使用的是贵金属币，因此粮食的价格本身就是有实际意义的，它代表了粮食与金银铜材的兑换比。粮食产量可以翻番，但每年开采的金银铜矿产量基本是稳定的，所以粮就对钱不断地贬值。这种贬值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农民的日子不好过了。虽然社会整体粮食增多，但单个农民的产量并不会提高很多，粮价下降就意味着他的收入也随之减少。很多生活必需品和生产用具必须通过银钱来购买，相当于农民每年所拥有的财富便会逐渐地缩水，“谷贱伤农”就是这个理儿。
对农民更不利的是，粮食的产量是不稳定的。若是在粮食金贵的早期，农民即使借高利贷，也可以在第二年收获之后轻易还上，而在物产丰饶的盛世，往往一次天灾、大病，或者家里有其他的意外灾害，就会耗尽所有积蓄甚至背上外债。当外债无法还清时，农民便只得试图卖掉自己的土地，成为大地主的雇农，或者商人的仆役。而大地主和大商人往往能通过花钱买很高的爵位来免税、免徭役，并且合法地占有更多的土地，政府反而收不到这部分人的税。但政府必须运作，必须做事，因此就要从农民身上加收其他的钱，然后又把这批人赶为雇农和帮工……
这个循环不断持续，社会矛盾就尖锐了。这也是为什么到了每个王朝的中后期，基本上所有的统治者都试图打击豪强、抑制兼并，但是从来没有真正成功过的原因之一。
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渐渐流离失所，政府被大户吃空，国力在不断衰退。当农民忍无可忍时，就迎来了“革命”，大战一场，人口变少了，粮食又贵了，如果政府军赢了，该朝代被称为“中兴”；如果很不幸，政府军被“革了命”，同样是人口变少了，却是要改朝换代了，重新开始治乱循环。
通货紧缩就经常发生在这个循环的中后期。粮对钱的贬值，不单单意味着农民收入的减少，同时还改变了人们的边际储蓄倾向。大家更乐意把钱存起来，而把粮食尽快卖掉或者拿出去交换。无论中央政府发行多少铜钱，都会迅速地被人们用粮食兑换，然后挖个坑埋起来。所以尽管中央政府在努力铸钱，但铸出的钱却怎么也进入不了流通领域，这种类似“流动性陷阱”的境地秦始皇遇到过，汉武帝遇到过，几乎每个王朝都遇到过。尽管由于金融工具的限制，通货紧缩的危害没有被放大到当今日本的地步，但也会实实在在地造成资金流通的困难，比如盗铸钱的现象屡禁不止，豪强地主对土地的兼并愈演愈烈……
汉武帝是成功带领王朝走出通过紧缩的帝王之一。以他为例，他执政时面临的社会内部问题就是因文景之治而滋润得过于壮大的商人、地主豪强及各类官僚集团，以及同样极高的社会储蓄倾向。
汉武帝后来一系列“穷天下之物力”的事迹虽然有“败家”之嫌，从短期来看确实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长远来看，对汉朝国祚的延续未必是坏的。因为如此一来缓解了国内深层次的经济矛盾，就好比是汉朝这个高压锅的阀门，定时放一放，消耗国力的同时也减少了危险；如果一直引而不发，虽然自己或许能够挣一个贤君的名声，但之后可能会无法控制，等压力大到让锅自己爆炸了，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