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梅若：

　　无论是通过行政指令，还是信贷调控措施影响楼市，短期内或有效，但长期看，依然需要长效制度。唯有找到房价高企、楼市持续高温的真正原因，对症下药，疏解消费者“抢时入市”的压力、投资者争抢“稀缺投资标的”的压力以及政府对卖地收入高度依赖的财政压力，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化解政策被动跟随楼市冷热摇摆、经济结构调整屡屡遇阻的现状。

　　董少鹏：

　　地王的产生并不是房地产行业的核心问题，而只是一个表象。各地应该着手规划安排好普通商品房用地、保障房用地，把房地产供应结构调整过来。地产商是否购地，花多大代价购地，本质上是市场问题。当地产商认为购地无利可图时，自然会止步。地方政府不在房地产供应结构上下手，盯着地王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张书怀：

　　可以想到，规定了不准因“病”退市公司重新上市，再规定不准劣质公司被借壳，就抽掉了沪深股市追借壳、炒绩差顽症的两根支柱。那样，市场估值体系会更合理，投资者的价值投资理念会得到提升，股市由此引发的乱象也会得到切实有效的遏制。

　　郭施亮：

　　在充分衡量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大前提下，再去进行合理的资产配置，是当下应对资产荒现象的最佳选择。对于多数稳健型的投资者，或部分有着资产保值增值意愿的中产阶层而言，按照风险资产、稳健资产以及保本资产进行灵活分类配置，或许是最好的投资出路。

　　董希淼：

　　研究表明，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导致GDP、投资、消费和出口不断下滑。今年以来，我国民间投资增速严重下滑，重要原因在于民间资本对经济增长预期不明确。因此，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中央和地方政府更应尽量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给市场和公众吃一颗“定心丸”。

　　陈建奇：

　　尽管目前日本等国的国债占GDP比重已经达到250%左右，美国国债规模也跃居世界第一，但谁也不敢下结论说美国政府或者日本政府可以无限融资。货币超宽松并非引发“流动性陷阱”这么简单，可能会孕育巨大的风险。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更加重视结构性改革，而不是盲目实施超常规的货币宽松政策竞赛，或许是促进全球经济更加健康发展的首要考虑。

　　宋清辉：

　　深港通的重大意义之一体现在助推A股的国际化进程。深港通有助于为未来各式各样的“沪×通”、“深×通”等打下基础。毕竟沪港通和深港通的实现，意味着无论是制度还是技术都达成统一的共识。将来，这种经验有助于A股和全世界资本市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通互联，并实现共赢。当然，A股国际化是一种趋势，参与到了全球资本的竞争，但实际结果是好事还是坏事，当前无法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