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中期的那不勒斯城市景观图

阿方索大王凯旋门

图3　卡普亚纳门

那不勒斯王宫的主立面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画像

    从文化地理上说，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是一个城市文化运动，其中心主要是意大利中北部的城市。不过文艺复兴之风也吹拂到南方，比如那不勒斯就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中心。意大利南方和北方在文化上自古以来就存在差异。19世纪中期意大利统一后，新生的意大利王国努力打造一个有机的国家整体，南方和北方在经济、社会、语言、文化乃至习俗方面的差异构成了一个巨大障碍，并形成了长期困扰意大利的所谓“南方问题”（problema　di　Mezzogiorno）。直到现在，中北部富庶发达，南方贫穷落后的观念仍根深蒂固。但如果将历史的时针拨回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南北之间的落差并不像现在人想象的那样大。那时，南方无论在经济还是文化上都不输于北方，其中，那不勒斯和巴勒莫是南方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在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之前，意大利文化交流的方向常常是由南向北，而非相反。

　　造成意大利南北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南方更容易受到外来势力的影响。事实上，相较于北方，南方文化更为丰富和多元，是多种文化荟萃之地。在中世纪中期和盛期，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先后臣服于诺曼人、日耳曼霍亨斯陶芬王朝和法国安茹王朝的统治，外来统治者的文化偏好在这里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在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之前，那不勒斯处于法国安茹王朝的统治下，正是这个王朝将源自法国的哥特式艺术引入那不勒斯。15世纪早期，安茹的赫内（René　d’Anjou，　1409年-1480年）和阿拉贡的阿方索（Alfonso　of　Aragon，　1396年-1458年）为争夺那不勒斯的王位继承权展开激烈争夺，最终以阿方索的胜利告终。从此，那不勒斯开始受到西班牙人的统治，直至1734年。其中，那不勒斯的文艺复兴运动主要发生在阿拉贡王朝时期（1442年-1503年），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那不勒斯的新主人阿方索的慷慨资助。

　　1442年阿方索赢得那不勒斯王位后曾举行盛大的入城仪式，1472-1473年，阿拉贡王朝委托艺术家弗朗切斯科·罗塞利（Francesco　Roselli）制作了一件木版画纪念这一事件，即著名的“斯特罗奇木版画”（Tavola　Strozzi）。该画描绘了阿方索率领舰队凯旋进入那不勒斯的情景（图1）。虽然此画的主要目的是为阿方索歌功颂德，是一件政治宣传品，但它也为我们了解文艺复兴时期那不勒斯的城市景观提供了重要资料。

　　阿方索入主那不勒斯之后，让工匠改造安茹王朝时期的统治据点——新城堡（Castello　Nuovo），此后阿方索及其家人、随从就居住在这个新城堡。该城堡延续了中世纪乡村土地贵族城堡的风格，四周同样环以柱碉堡，但它又与后者有着显著的不同。它不仅规模更宏大，而且最引人注目的是它那个巨大的大理石凯旋门。这座凯旋门明显模仿了古罗马的凯旋门，上面的浮雕颂扬了阿方索入主那不勒斯（图2）。凯旋门中央是坐在战车里的阿方索，此外还有表现古罗马皇帝的圆雕饰。在这里，阿方索显然意在通过对古罗马政治性艺术的“复兴”表明他的统治与古罗马的密切联系，以此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从那不勒斯艺术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这座凯旋门标志着那不勒斯艺术风格的重要转向，即从哥特式风格转向“复古式”风格（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文艺复兴式风格）。这座凯旋门直到阿方索去世时都未完工，他的后继者直至1475年才将它最终建成。这座凯旋门成为阿拉贡王朝统治那不勒斯的最重要标志，也是那不勒斯文艺复兴的重要象征。

　　阿方索不仅“武功”赫赫，也极为注重“文治”。他的宫廷里延揽了当时意大利的许多优秀文人学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罗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瓦拉既是当时最知名的人文学者，也是西方考古学的先驱。当阿方索与教宗尤金四世发生冲突，瓦拉撰写了《论君士坦丁的馈赠》（1440年）。在该书中，瓦拉运用其非凡的语言学和考证功夫，向世人证明，教会自中世纪以来据以宣称享有世俗管辖权的纲领性文献，即所谓的《君士坦丁的馈赠》，不过是教会的伪造物，由此给了教会致命一击。除瓦拉外，阿方索身边的另一位著名知识人是帕诺尔米塔，此人是非正式的文人社团“学社”（Academia）的首领。阿方索给这些文人学者以优厚的待遇，资助他们研究、校勘和刊布古代典籍。当然，阿方索的文化资助并非无偿的，作为回报，这些人也必须迎合阿方索的政治需要和文化品味。如帕诺尔米塔就撰写了《论阿方索国王的言行录》，将阿方索和出生在西班牙的罗马皇帝图拉真和哈德良联系起来。图拉真和哈德良是古罗马著名的“贤帝”，这一联系暗示阿方索也是一位“贤明的君王”。另一位宫廷文人巴托罗梅奥·法奇奥（Bartolomeo　Fazio）撰写了《论幸福》，歌颂阿方索统治下那不勒斯人的幸福生活。阿方索因其对文化艺术的大力资助而被文人学者誉为“阿方索大王”（Alfonso　the　Magnanimous）。但君主的主导性作用也使那不勒斯的文艺复兴带有浓郁的“宫廷文化”色彩。阿方索让雕塑家皮萨内罗为其制作了自己的像章，上面还有“神圣的国王阿方索”和“凯旋者和和平的缔造者”的字样。“神圣的”（divus）一词暴露了阿方索的“神王”野心：追求古罗马皇帝的无上权威和不朽声名。罗马皇帝死后往往被尊奉为神灵，阿方索自然也不例外，古往今来，狂妄自大的统治者往往喜欢“装神弄鬼”，把自己吹捧和装扮成具有超凡力量的“神灵”。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阿方索标榜的“神王”封号令人大倒胃口！

　　阿方索大王的儿子费尔南特（Fernante，　1458年-1494年在位）和孙子阿方索二世（Alfonso　II，　1494年-1495年在位）继承其衣钵，继续推行文化资助政策。在15世纪中后期费尔迪南多一世在位期间，那不勒斯的人口增长迅速，老城日益拥挤，于是费尔迪南多下令修建新城墙。新城墙的城门大多采用了文艺复兴风格，其中最著名的是卡普亚纳城门（Porta　Capuana）。这座城门很像阿方索大王凯旋门的缩小版，同样是两个圆柱碉堡拱卫着一个古典化风格的凯旋门（图3）。

　　阿方索二世在位期间的最突出成就是修建城郊别墅，其中最著名的是“帝国山”（Poggio　Imperiale）的别墅。这座别墅借用了在西班牙流行的摩尔人的园林传统。可惜的是，这座别墅毁于战火，其历史风貌再也无从得见。

　　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导致许多意大利城市陷入混乱，那不勒斯也不例外。这场危机直接导致了西班牙阿拉贡王朝在那不勒斯统治的结束。16世纪早期，那不勒斯再次成为西班牙帝国的一个重要中心，其地位仅次于帝国新首都马德里，那不勒斯的文化艺术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西班牙帝国委派的总督不遗余力地打造那不勒斯，使那不勒斯的城市景观发生很大变化。总督佩多罗·德·托莱多（Pedro　de　Toledo，　1532年-1554年任职）在那不勒斯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他下令拓宽和拉直一些狭窄的街道，并拆除伸向大街的门廊和阳台。接着，他在那不勒斯西边修建了一个用于安顿西班牙士兵的“西班牙区”。他还下令修建了一条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大道——托莱多大街（via　Toledo）。这条笔直的大街两边集中了该城古老贵族家族的宫邸，堪称那不勒斯的门面。佩德罗在靠近新城堡的地方修建了总督府，此后的历届那不勒斯总督都刻意将其打造的更巍峨壮观，以此展示总督的权力和西班牙帝国的威严。在17世纪晚期，建筑师多梅尼科·丰塔纳（Domenico　Fontana）把这座总督府彻底改造，此后它成了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的行宫（图4）。

　　西班牙人的漫长统治使得那不勒斯的文化和社会习俗都带有了浓郁的西班牙特色，其中最明显莫过于服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上流社会的男女都喜欢色彩鲜艳的衣服，但在西班牙人的“严肃风格”，即黑色服饰的影响下（图5），男人开始穿黑衣，女人的着装打扮也日趋保守，不仅服饰色彩更朴素，而且一度暴露的脖子也被高领裹得严严实实。西班牙人还把西班牙风格的宗教裁判所引入那不勒斯。与罗马一样，反宗教改革运动也使那不勒斯的文化氛围日趋僵化和刻板。

　　在意大利南方，文艺复兴运动的风潮并非只留在那不勒斯，而是吹拂到意大利半岛更南端。佛罗伦萨雕塑家焦瓦尼·蒙托尔索利（Giovanni　Montorsoli，　1507年-1563年）在墨西拿的中心广场制作了两座大喷泉，即奥里昂喷泉（Orion　Fountain）和海神尼普顿喷泉。需要指出的是，墨西拿的海神喷泉对文艺复兴晚期佛罗伦萨市政厅广场上的海神雕塑有直接影响。不过，在那不勒斯以南的这些城市，文艺复兴文化的元素是零星和稀疏的，它们成了文艺复兴运动的边缘。

　　那不勒斯的文艺复兴文化成就，尤其是视觉艺术成就曾长期遭到不应有的鄙视或忽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欧洲艺术史大都忽视或鄙视那不勒斯的成就。西方艺术史之父，16世纪意大利艺术史家瓦萨里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对那不勒斯艺术和艺术家的记载带有明显的偏见。书中不仅只收录了寥寥无多的那不勒斯艺术家，而且站在佛罗伦萨的立场对那不勒斯艺术家做了不公正的评价，使那不勒斯艺术由此带上了停滞和保守的色彩。然而事实上，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那不勒斯自中世纪盛期到文艺复兴时期一直是意大利重要的文化中心，日耳曼文化、伊斯兰文化、文艺复兴文化等在这里荟萃交融。那不勒斯的文艺复兴文化或许与佛罗伦萨和罗马的不同，但同样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的一道独特和靓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