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记忆是有重量的，那么1976年7月28日发生在河北唐山短短23秒的“天塌地陷”，足以在数百万唐山人心中留下不堪回首的千钧沉痛。然而，回忆也可能是轻柔的，轻柔到40年间，唐山废墟上重新挺起的脊梁，以结草衔环、义不容辞的姿态，现身于中国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世道循环，唯大爱永恒。
寻“恩”
尽管赵善刚已经在脑海中想象了无数遍“感谢恩人”，但真正在青岛与褚梅英、王珍玉两位远方的“大姐”重逢时，汹涌而至的回忆让他控制不住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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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抗震纪念碑 唐山市抗震纪念碑位于市中心。纪念碑由四根变截面钢筋混凝土碑柱组成，主体上端造型有四个收缩口，犹如伸向天际的巨手。碑身四周高1.5米处，为8幅花岗岩浮雕，象征着全国四面八方的支援。浮雕记述了地震灾害和唐山人民在全国支援下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英雄业绩。在碑身高8.5米处镶有一块长3.86米、宽1.6米的不锈钢匾额，上刻“唐山抗震纪念碑”七个大字。 |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11岁的赵善刚受了重伤。由于震后唐山医疗机构尽毁，10万余名伤员通过火车、飞机等方式被紧急转移到全国11个省、市。赵善刚被送到了当时位于山东青岛的崂山县医院。
“褚大姐和王大姐就是当时照顾我的两位护士，她们把我当亲人一样对待，自己舍不得花工资，却给我买东西吃。1976年9月，她俩实习结束。临行送了我一个笔记本，里面有照片和签名。这一别，我们就再没见过。”赵善刚回忆。
在唐山，异地“寻亲”的远不止他一人。
40岁的孙沪是一位普通的中年妇女，有一个9岁的儿子。唯一不普通的，是她的曾用名：“孙沪震篷”。
“1976年8月4日，我妈突然临盆难产，情况十分危急，上海医疗队的周娟华、王月美两位阿姨从早上7点到下午2点，在简易帐篷里跪了7个小时，才将我接生出来。”孙沪说。
跨越千里，40载割不断的恩情。孙沪告诉记者，2001年她与周娟华重新取得联系，现在她经常给已经92岁高龄的周奶奶打电话。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短短4天之内，全国各地支援唐山灾区的人员达十几万人。但40年间，来自唐山发往全国各地的“寻恩”从未间断。记者在唐山市图书馆查阅资料，一些琐碎而动人的细节昭示出，究竟是什么让唐山人数十载念念不忘？
翻开发黄的收藏：一封来自甘肃兰州的信写着：对灾区的一点儿关心，寄去节约下的200元；西藏加查县一份电汇款150元，电汇附言：请唐山人民收下边疆新农民的心意；河南驻马店曾负责接收给唐山灾区慰问品的工作人员回忆：有一天，门口的大槐树突然栓了一只200多斤的大肥猪、一口袋小麦，下压纸条：“我的全家”。
报“恩”
2008年2月6日，农历大年三十，一辆面包车在辞旧迎新的鞭炮声中从唐山上路。车上13位来自唐山玉田县的农民自愿、自费组成一支特别行动队，向当时饱受南方冰雪之苦的重灾区湖南郴州进发。这并不是唐山人的第一次“特别行动”，但第一次他们以“燕赵十三义士”的名字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当然，任何的灾难都比不上汶川地震更能刺激唐山人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它震毁了汶川地区，也同样震痛了唐山人民，这座城市积蓄了32年的情感如浪奔涌。
当董慧娟第二次出现在地震废墟上时，她已经有了新的身份——“中国第一位灾难心理学博士”。脚下的断壁残垣，常常让她穿越回1976年的那个地震夜晚。17岁的董慧娟在灾难中失去了父母和哥哥，独自在废墟上坐了三天三夜。这一次，她重新站在废墟上，为的是不再让震后的孩子们活在心理阴影中。
带着725万唐山人民最朴素、最纯真的感恩之情，600余名唐山志愿者第一时间奔赴汶川灾区。当时国内民间个人最大数额灾区捐款——1.1亿元由唐山“地震孤儿”张祥青置出。加上唐山民间捐款2.4亿元和世界各地唐山人的筹款，共近4个亿，捐款数额位居全国地级城市之首。
传“恩”
1976年大地震后，唐山人相濡以沫的集体生活了一段时间，情感上的相依相偎至今在这座城市里得以长久延传。
陈元德已经87岁了，从1982年退休当志愿者，他就一直在为社区服务，那时社区里流传着一句话“有事找‘二哥’（陈元德）”。陈元德说，自己那时候做好事什么也不图，就是心里舒服。2012年陈元德成为被帮扶对象，享受到了“老帮老”的成果，从志愿者变成被帮扶对象，和他结对子的是张永福。
“过去我们爷俩一起帮别人，现在他帮我。我的儿子也当了志愿者。”陈元德说。
如今，“老帮老”已经在唐山形成一个志愿服务的品牌。这支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老年服务队伍以“一代换一代，一拨领一拨”的方式，从1991年成立到现在，已经从最初的二十几人发展到上千人。
再沉痛的灾难也有翻开新篇的时刻，但灾难给人们留下的精神遗产永存。感恩40年前，八方支援的无数双手将痛苦的唐山人从废墟中拉出；感恩40年来，不幸中重新挺起的脊梁义无反顾奔向每一个需要帮助的角落；感恩40年后，新唐山人用积极乐观的心态拥抱崭新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