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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神喷泉（刘耀春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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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贝尔蒂制作的“天国之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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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诺河风光（老桥和圣三一桥）（刘耀春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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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迪奇宫（刘耀春 拍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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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罗伦萨大教堂的穹顶（刘耀春拍摄） |
始于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运动最初主要发生在语言和文学领域，即对古典拉丁文学作品的崇尚、搜寻和模仿。推动这一运动的首要人物是被誉为“意大利人文主义之父”的文人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彼特拉克对古典拉丁文学的热爱及其本人在拉丁文学上的成就激发了文人学者对古典文化的普遍热情，由此开启了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文化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彼特拉克对于自己进行的事业亦有强烈意识。1341年4月8日，他在罗马卡皮托尔山（Capitol）被加冕为桂冠诗人。在加冕仪式致辞中，他自信地指出，他正在披荆斩棘，为后人开辟一条复兴古典拉丁文学和古典文化的光辉道路。
彼特拉克以后，一直到16世纪中期，佛罗伦萨一直是意大利新文化的中心和风向标。无论在新的绘画、雕塑和建筑风格的实验和发展方面，还是在古典拉丁文学的复兴、模仿和研究方面，佛罗伦萨皆远远走在其他城市前面。文艺复兴早期，佛罗伦萨有两个文化圈子成了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和策源地：即学者科鲁乔·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为首的人文主义者圈子和以建筑师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为首的艺术家圈子。前者致力于复兴纯正的古典拉丁语和文风，后者努力复兴“古代风格”（all’antica）的建筑。“新文化”同时得到一些佛罗伦萨大家族的积极支持和资助，如富有和有权势的梅迪奇家族。15世纪中期以后，佛罗伦萨的新风尚开始向罗马、那不勒斯、米兰、威尼斯、乌尔比诺、曼托瓦、费拉拉等城市扩展。到16世纪，这一潮流进而传播到意大利以外，形成了一股遍及欧洲的文化运动。
作为这一新的文化艺术运动的摇篮，佛罗伦萨拥有无数令人瞩目的“第一”：第一幅透视画、第一幅古典题材的神话画、第一尊裸体人像、第一尊真人大小的骑马像、第一座“古代风格”的宫殿和别墅……。不言而喻，正是如此多的“第一”使得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在西方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若想尽览佛罗伦萨无比丰厚的艺术遗产，或许只有在此地静心安住数月方能如愿。而对于大多只能匆匆路过的游人，以下几处文化景观带是必选的，这里的建筑、雕塑和绘画杰作代表了佛罗伦萨文艺复兴艺术的最高成就。
首先是佛罗伦萨大教堂。佛罗伦萨大教堂全名为“鲜花圣母马利亚大教堂”，教堂整体属于哥特式风格，但与一般哥特式教堂不同的是它有一个极其壮观的大穹顶。这个大穹顶是文艺复兴时期古典建筑风格的开创者布鲁内莱斯基的作品。布鲁内莱斯基曾到罗马研究古罗马建筑遗存，尤其是大斗兽场和万神庙。他设计的大穹顶就受到万神殿拱顶的启发。在当时，这个穹顶的跨度和重量是一个巨大的技术挑战，布鲁内莱斯基巧妙设计出双层穹顶结构，从而大大减轻了穹顶的重量。大穹顶是欧洲建筑史上的奇迹，展示了布鲁内莱斯基卓越的胆识、创意和想象力。大穹顶自建成至今一直是佛罗伦萨城的标志和象征。（图1）
大教堂对面的圣焦瓦尼洗礼堂建于中世纪，为罗曼式风格。15世纪早期，著名雕塑家罗伦佐·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铸造了洗礼堂的两座青铜门，其中，东门尤其富丽、精美，被誉为“天国之门”。“天国之门”的赞誉来自米开朗基罗，据说这位大师参观青铜门时感叹，它即便作为天国的大门也是恰当的（图2）。大门上还有一处引人注目的细节，即边框内的吉贝尔蒂头像。这是西方艺术史上第一件艺术家青铜头像。头像表现了吉贝尔蒂对名望的追求和对自身成就的高度自信，而这一非同寻常的做法也预示了艺术家这一人群从手艺人向具有自我意识的现代艺术家的重要转变。
佛罗伦萨大教堂正前方有一条南北向的大道，向北通向梅迪奇宫（Palazzo Medici），又南通向的佛罗伦萨的市政厅广场。有趣的是，佛罗伦萨文艺复兴运动的早期文化产品大多位于梅迪奇宫这个方向，而晚期的作品大多集中在市政厅方向，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略的划分，并不绝对。梅迪奇宫是文艺复兴早期古典化风格的私人宫室的杰出代表。1434年梅迪奇家族掌握佛罗伦萨的统治权后开始筹建，并为此举行了设计比赛，最终，建筑师米开罗佐击败布鲁内莱斯基赢得了此项工程。曾参观过该宫室的教宗庇护二世在其回忆录里指出，梅迪奇宫的规模和气势堪比王宫，他由此窥见了梅迪奇家族的王朝野心（图3）。梅迪奇宫的营建激发了佛罗伦萨豪门家族兴建宫殿的热潮，如鲁切拉伊宫、斯特罗奇宫、皮蒂宫等。这些宫殿不仅仅是家族成员的居所，更是家族权力、财富、地位以及高雅趣味的标志，“古代风格”的采用是审美趣味与政治、社会考量密切交织的结果。
除梅迪奇宫外，古典风格建筑的另一杰出代表是坐落在圣母领报广场的育婴堂，它由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的设计和指挥建造。该建筑作为纯正的文艺复兴古典风格建筑在西方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15世纪的佛罗伦萨艺术界充满创新活力，这与当时画家、雕塑和建筑师之间的密切交流和合作是分不开的。那时，这三门视觉艺术的实践者不像现在这样在各自相对独立的领域活动，而是有着密切的交流并分享在新风格和技术上的成就和突破。比如，绘画领域的一项突破性发展，即单点透视法据说最初就是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的发明。率先将单点透视法系统用于绘画的是布鲁内莱斯基的同代人，画家马萨乔。在马萨乔时代，绘画领域正是精致、华丽的国际哥特风格风靡欧洲的时代，他那庄重、严谨和简朴的新绘画并没有多少支持者。加之他英年早逝，留下的作品无多，因此在西方艺术史上，这位文艺复兴新绘画风格的开创者曾长期被忽视，甚至其真实姓名都已无从得知（“马萨乔”是绰号，“大个子”的意思）。在新圣马利亚教堂有马萨乔绘制的壁画《圣三位一体》，这是采用单点透视法绘制的第一幅绘画。该画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们临摹和学习的榜样，透视法也由此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新风格绘画的标志性特征。类似地，雕塑家多纳泰罗运用单点透视法制作了许多精美的浮雕作品。随着崇尚古代文化的风气日益浓厚，在佛罗伦萨出现了一些描绘神话故事和古代历史故事的绘画和雕塑作品。这一时期的文化精英在从事文化创造时总是竭力学习古人，换言之，他们采取的是“温故而知新”的路线。
市政厅（旧宫）到皮蒂宫的文化景观带，则集中分布着文艺复兴盛期和晚期的作品。市政厅始建于中世纪盛期，最初是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的政治中心，1540年科西莫·德·梅迪奇公爵将家族居所从梅迪奇宫迁移至此，并对其进行了改造。该建筑由此成为梅迪奇家族的寝宫和权力中心。市政厅前的广场构成了一座露天的雕塑艺术博物馆，这里有巴托罗梅奥·阿马纳蒂（Bartolomeo Ammannati）制作的著名海神喷泉（图4）。吉安波罗尼亚创作的科西莫·德·梅迪奇公爵的骑马像也矗立在这里。市政厅旁边是著名的兰奇敞廊和16世纪晚期由瓦萨里设计和指挥建造的乌菲奇宫。兰奇敞廊也是雕塑杰作荟萃之地，集中了16世纪晚期佛罗伦萨一流雕塑家的作品，如切利尼、班迪内利、吉安波罗尼亚等人的作品。乌菲奇宫最初是科西莫公爵处理行政事务的中心，但梅迪奇家族无与伦比的艺术收藏，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收藏也保存在这里，这使其最终成了一座享誉世界的画廊和博物馆。
佛罗伦萨的另一重要文化景观带是阿尔诺河。阿诺尔河及其两岸建筑充分体现了自然与人、艺术的完美交融。这条河流把佛罗伦萨一分为二，河上有数座桥，最有名的是“老桥”和圣三一桥。站在这两座桥梁上欣赏佛罗伦萨的城市风光，让人心旷神怡（图5）。穿过“老桥”前行不远是皮蒂宫。这座宫殿原属于皮蒂家族，16世纪晚期梅迪奇家族购得此宫后对其做了大规模改建和装饰，并将其作为了家族的新寝宫。梅迪奇家族将寝宫从旧宫迁到这里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皮蒂宫背后美丽的波波利花园。不过，此处坚固的观景台要塞（Belvedere），显然也体现了防卫的考虑，连接皮蒂宫和旧宫的秘密通道“瓦萨里走廊”的修建，强化了这一印象。对于一个两次遭遇被推翻和驱逐的统治家族来说，命运的无常和自身安全必定始终是一个重要考虑。从波波利花园可步行至佛罗伦萨南山的制高点——米开朗基罗广场，从这里极目远眺，可将佛罗伦萨全城尽收眼底。
佛罗伦萨在西方文明史上的重要性，无疑在于从这个城市发端的文化潮流先是征服了意大利，而后扩展到整个欧洲，并由此造就欧洲文化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在艺术领域，佛罗伦萨的重要性和影响最为突出和持久。16世纪，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将马萨乔开创的新风格发展到完美的顶峰，也由此确立了古典艺术至高无上的地位。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欧洲艺术事实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古典主义”时期。古典艺术被奉为理想艺术的典范，古典趣味和标准被作为指导和衡量艺术实践的唯一标准。古典文化也成为欧洲精英教育必不可少的内容。17世纪的科学革命虽使古代权威（例如亚里士多德）受到挑战，但古典趣味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的支配性地位并未被动摇。从17世纪到19世纪早期，欧洲的主要艺术风格，无论巴洛克、罗可可或是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大都是依据古典标准被界定和自我界定。只是到了19世纪中晚期，随着工业革命和大众民主的发展，现代艺术以激进的反传统、反古典姿态登场，古典艺术的霸权地位才真正被动摇，乃至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