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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成，中医主任医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华中医药学会名医学术思想研究会常委、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北京瑶医药研究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导师、北京东方大学中医药学院客座教授、北京无极光疑难病医学研究院副院长、北京万国中医医院名誉院长和疑难病科主任以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京城名医馆中医专家。 |
采访当天，北京的气温已降到零下几度。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几分钟，年逾六旬的老中医赵建成戴着鸭舌帽，围着黑围巾，缓步来到约定地点。早年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曾拜国家级著名中医专家、中央领导保健医生余桂清、段凤舞、路志正、朱良春、赵清理等先生为师，为京城名医段氏中医第八代传人之一，赵建成自1973年行医至今，他擅长治疗内外妇儿皮肤五官科的各种疑难杂症。
应由病人给民间中医“发证”
“中医说透了就是看到什么症，知道怎么治，治好了病就是本事，其他的都不重要。对于这些基层中医考中医理论，和临床看病没有多少关系，他们多数是考不过关的，最终还是拿不到行医证。”在谈到草案第八条中对于考取中医医师资格的规定时，赵建成无奈地表示。
民间历来都是藏龙卧虎之地，不乏高明的医生。赵建成表示，“过去的民间中医都没有职业医师证，真正有资格给他们发证的应该是病人，治好病才会有更多的病人找他治疗，临床实践疗效才是硬道理。”
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基层医生需求量很大。赵建成急呼：“希望政府职能部门给他们开绿灯，不要去打压他们，就是功德无量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算是中医药法出台了，中国的中医药市场仍然会非常萧条和冷落。无证行医者，只会更加隐秘，因为老百姓只知道谁能治好病就找谁。”
“要从根源上解决大医院人满为患的问题，只有取消不合理的发放行医执业证的门槛，让基层医生发挥作用。”他建议，政府可以成立社会考察小组，通过对病例的实地调查，把真能治好病的民间医生筛选出来，给他们发放行医证。只要医药监管部门发挥了有力的监督作用，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就不会出大乱子。
“对传承的中医老师也不要讲学历、职称、职务、资历等，而是主要看他们的能力和临床疗效。”赵建成补充道。
除此之外，赵建成还强调“不要过多限制中医师执业范围”。他表示，“对于中医来说，人是一个完整的机体，各个器官组织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分科越细，越不利于中医的发展。我们常说一个好中医就是一所医院，只要掌握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性和规律性，选用正确的治疗方法，不论哪科的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古时扁鹊行医于民间，‘周游列国，随俗而变’。他发现赵国都城邯郸人关心妇女，他就在那里做了‘带下医（妇科大夫）’。后来行医路径雒阳，看到当地人非常尊重老人，他又做‘耳目痹医（老年病科大夫）’。最后他行至秦国都城咸阳，看到当地人非常爱小儿，他便又做了‘小儿医（小儿科大夫）’。所以关键不在于中医师是否超出规定的范围开展执业活动，而在于他是否能治好这些病。”
应简化中成药审批程序
对于草案中第二十二条“医疗机构配制中药制剂，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取得《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或者委托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的药品生产企业、取得《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的其他医疗机构配制中药制剂”的规定，赵建成认为，“只要没有大毒的药物，处方备案后即应允许自由配制，有大毒的药弄清安全剂量也应简化审批程序。因为往往大毒之药必是治大病、重病制剂，开发出来对人类的贡献更大。”
近代学者谢观曾说过：“中国历代政府，重视医药者，无过于宋。”《太平惠民和济局方》就是当时宋朝政府官方编撰公开发行的书籍，是为了方便老百姓按照书中的方子自由配制成药治疗疾病所用的。目前日本的汉方医药处方，不用药检就可以直接生产使用，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用药。“现在，我们把这件事情给倒过来做了。汤药处方是合法的，该汤药原处方不变配成丸药就不合法了？”赵建成无奈地表示。
针对“委托配制中药制剂，应当向委托方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规定，赵建成认为，“配制中药的处方是医师多年临床经验的结晶，甚至是毕生的经验总结，如果全部提供备案，没有几个老中医会同意，因为没有人能保证不出现泄密的情况。所以建议只要将其大体成分说出来，核心部分讲清楚是否有毒副作用就行。目前国家级保密处方云南白药、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六神丸、华佗再造丸的核心部分也是保密的，同样不会全部提供备案。”
“自古以来，丸散膏丹和汤药都是中医用来治疗疾病不可或缺的剂型。但是单纯用汤剂就有许多局限性了。在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不可能让我们出门上班、出差、外出打工都提着个药罐子，煎药不便、服药不便、药味不好喝、携带保存又不方便，非常不利于中医药的普及和发展，而西医药使用方便正是其得以推广的有利因素。”他强调，“中医药只有放宽了制剂的备案、审批手续，许多新药才能更快问世，更方便有效地为大众服务。”
“中西医结合”不应入法
对于中西医之间关系的看法，业内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应当是“互补”的，有人认为应当是“配合”的。对于草案中“促进中西医结合”的要求，赵建成认为：“中西医之间是‘井水不犯河水’，根本结合不到一起的。中西医结合本来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不符合医学规律的所谓的‘新医学’，是某一历史阶段出现的不求实际的产物。中西医结合者用西医的眼光看待中医，没有几个真正理解和掌握中医精髓的。中西医结合中的中医部分已经脱离了中医的本意，而西医部分也是中医药管理部门无法管理好的。”
“中西医结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用点中药、用点西药就行了，那充其量只能叫中西医凑合或者中西医汇合。我们应当像中国香港、泰国一样，中医就是传统的纯中医，不能掺和任何西医的东西。”赵建成认为，“中西医治病的思路和方法往往是相反的，如果中医在治疗时，西医也在抢救，等于在拔河比赛，疾病就更难治愈。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西医在急救、手术和检查诊断方面的临床价值。”
“中医药法的制定关系到中医继承发展和存亡的大事。我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国计民生，健康是第一位的。西医药有自己的管理方法和标准，中医药也应该有自己的管理方法和标准。制定中医药法的目的，应该是使中医药脱离西医药的评价标准和管理模式，在制度上给中医药松绑。”赵建成表示。
在促进中医药发展上，赵建成建议培养基层医生，在学校各年级课本教材中增加中医药科普知识，认识常见的中药和功能主治，掌握常用的穴位和用途、施治方法和中医急救知识。可以办中医幼年班、少年班和各种中医兴趣班、大学选修课，并通过媒体大力推广中医知识的教育。
此外，针对草案第四十四条“中医药的管理，本法未作特别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的规定，赵建成认为，“以上两法都是前些年颁布的站在西医立场上、按照西医的眼光和管理模式制定的法。中医应该制定一个完整全面、符合中医实际情况、独立的、和西医无关的法。如果依照以上两法规定执行，必将进一步约束中医的遵法守法行为，使中医更加难以生存。”
“我们有了好的中医药法以及配套政策，基层的中医就会很快发展壮大起来，利用我国丰富的中草药可再生资源，和针灸、按摩、拔罐、刮痧等极低成本的医疗方法，解决大批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问题，为国家、为政府、为人民节约大笔不必要的开支。”赵建成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