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办、国办7日印发了《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要按照中央的精神和总体部署，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为目标，以推动科技创新为核心，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主攻方向，选择1个跨省级行政区域（京津冀）、4个省级行政区域（上海、广东、安徽、四川）和3个省级行政区域的核心区（武汉、西安、沈阳）开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改革的先行先试，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和科技领域改革，统筹推进科技、管理、品牌、组织、商业模式创新，探索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和制度环境。

　　“方案”的出台，意味着中国的创新驱动战略正式进入攻坚克难最后阶段。对于当下传统增长动力渐行渐远的中国而言，能否通过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形成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极为关键。“方案”特别提出，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是破解创新驱动发展瓶颈制约的关键，把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作为双重任务，构建推进全面创新改革的长效机制，在市场公平竞争、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金融创新、人才培养和激励、开放创新、科技管理体制等方面取得一批重大改革突破。这种通过系统和整体的思路，把解决体制机制的障碍作为突破的关键点可谓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和本质，也破除了多年以来我们在创新问题上只注重技术突破，而忽视体制机制变革的重大误区。

　　长期以来，在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中，很多人认为只有技术才是最重要的。事实上，自人类进入诺奖得主库茨涅茨所言的“现代经济增长”以来，很多人都在研究工业革命为什么爆发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就技术而论，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与古代科技非常先进的中国根本不可相提并论，这个以“李约瑟之谜”而著称的疑问其实早已经被各方面的学者进行了立体式的解读。道格拉斯·诺斯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将西方的崛起归结于制度。认为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够崛起，就在于它发展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确立了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按照这个逻辑，英国之所以爆发工业革命，就有了制度的必然性。诺斯的解读，也得到了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的印证。在希克斯看来，英国工业革命本质上不是技术革命，而是金融革命。因为工业革命时期那些技术其实早已经出现，而只是在有了股份公司、现代证券制度和专利保护制度之后，技术才成了最重要的生产力。

　　基于此逻辑，在创新驱动战略实施上，我们一定要摒弃过去那种只重视技术而忽视制度和体制变革的错误观念。技术很重要，但如果没有制度、金融和文化的变革，技术无法成为持续的增长动力。历史上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技术强国，根子不在于技术本身如何，而在于制度、文化和金融体系的支持。中办、国办的“方案”的最大意义，就是提出要在体制机制方面实现整体、系统性的突破。这等于在构建一种成为创新型国家的制度支撑体系，营造一种环境。技术只是鸡蛋，只有鸡蛋能孵出小鸡，但如果没有环境，鸡蛋也会变成臭蛋。

　　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的最大障碍绝非技术层面。就技术层面的创新能力而言，中国已经具备了成为创新型国家的基础。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一专利申请大国，第一高科技产品出口大国，尽管在一些原创性和关键性的技术领域，中国和一些先进国家仍然有不小的差距，但中国成为创新国家的真正软肋仍然在环境、体制和机制。比如，在体制机制上，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鼓励创新的环境；在知识产权保护上还比较薄弱；在文化上还缺乏对创新者的包容；在教育上，目前的教育体系和成为创新者有很多背道而驰之处；在金融制度上，金融还无法为创新提供真正的支持。可以说，我们还没有真正构建起推动中国成为创新经济体的制度支撑体系，需要更多地在制度和体制机制层面进行真正的突破。成思危先生曾言：“制度创新是改革的红利之源，是根本性问题。”可谓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