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靠技术创新，成不了创新型国家
创新，意为“新的创生”，突出一个“新”字。
众所周知，人类文明发展和人类自我成长，主要依靠三大革新动力：科技革新的动力、文化艺术革新的动力，以及信仰、价值观的革新动力，这三大革新的基本精神就是创新精神。
《周易》云：“日新之谓盛德。”创新的意义不仅给予国家、社会与人类的发展和进步，还有尊严和信心。
胡锦涛同志近年来提出，到2020年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实现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的转变。
创新型国家的主要标志，是综合创新指数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科技贡献率高于70％，技术对外依存度小于30％，另外还要有大量的专利技术等要求。
这就需要我们下大力气研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及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果。在科研方面，投入巨大的热情和持续的精力。
但是，仅仅依靠技术创新，并不能成为创新型国家。技术必须立足于制度和市场需要，才能体现它的价值。
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如指南针等四大发明，具有自发性，主要是经验的累积，几乎处于自然发展状态。古代科技工作者也有自主自为性的科研，如中国的祖冲之祖孙三代人，在战乱不已的南北朝时期，始终沉浸在数学王国里，但这毕竟是极少数。
而现代科学，不是阿基米德和牛顿的时代，不是靠灵机一动就能取得重大突破的时代，自然经验的累积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缺少现代科学，是中国近代在科技、生产力方面落后的直接原因。
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周期已越来越短：在19世纪，电从发明到应用时隔近300年，电磁波通信时隔近30年。到了20世纪，集成电路只用了7年时间就得到了运用，而激光器仅仅用了1年。就国家而言，如美国工业创新的生命周期平均为4年，计算机技术更新换代的平均周期为9个月。这类创新具有强烈的功利性、严密的组织性，使得美国式的现代创新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我所想陈述的，就是帮我们的国家完成由“自然发展”到“持续创新”的体系建设，也就是“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
没有最好的方法，只有持续的改进。创新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方法、一种认识、一种精神，更是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走过了无数弯路总结出来的经验。创新也是一个社会体系的建立，如美国、欧洲、日本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它使创造发明的个人和企业得到了回报。一项技术只有得到丰厚的市场回报，才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进而利用市场回报，再去开发新的技术；同时也促使更多的发明涌现，使整个社会受益，形成良性循环。
没有市场价值为依托的技术，是不能长久的。即使是经济实力强大的美国对军事研发的投入，也会在医疗、社保、教育、失业率等压力下锐减。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美国波士顿“128号公路地区”。我会在后面的章节详细讲述。
对于企业来讲，在经济景气的时候往往可以不求回报地搞“战略研发”。我会用美孚、施乐、贝尔实验室等例子来告诉大家。但在经济危机袭来的时候，对企业战略性研发投入的打击往往是毁灭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