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梧说，认真分析当前经济和社会的种种失衡现象，都和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直接相关。中国有诸多失衡，比如说投资消费失衡，内外贸失衡，城乡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失衡等等，都是由于政府与市场失衡造成的。在政府与市场的失衡中，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政府的越位、错位和缺位。所以如何在下一个发展阶段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未来经济发展需要首先解决的一个基本判断。
必须承认，中国式的发展道路突出特色是政府主导，这种主导方式在改革初期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成效非常的显著。但是这个模式导致的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至今剪不断理还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界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仍然是继续实行地方政府竞争的发展模式，中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会面临非常多的困难。
地方政府竞争的弊病在于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发展，造成了诸多矛盾，所以有必要全面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就需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分配制度改革，加快社会体制改革。
首先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这里面有几部分内容，第一个是打破块块分割。中国过去实施计划经济的时候，主要是条条分割，也有块块分割。改革开放以后，条条分割的问题有很大改变，但是块块分割的问题愈演愈烈。甚至有些经济学家说已经不是块块分割，而变成诸侯经济了。地方上项目，往往是都运行上了中央还没有审批。而且现在搞区域规划，全国有60多个，比省还多，每个规划实际上都是一个地域的规划，结果就把全国变成了一块一块地域的相互竞争。
再一个是完善法律法规，减少地方政府人为的干扰和限制。这种人为的干扰和限制，有的都到了比较可笑的程度了。宋晓梧举了一个例子，2008年到2009年的时候，由于经济下滑比较厉害，地方政府考核的时候就要求下面必须把用电量搞上去，否则相关负责人就撤职。于是这些负责人就把企业家找来，拜托大家用电。结果到2010年底又要考核能源消耗了，明确的指标就是耗电量。
其次，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一个是政府收入体制改革，一个是政府支出体制改革，还有财政正公开透明化，这三个方面都很重要，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不能单纯地责备地方政府。
再次，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不要再让地方政府搞土地财政了。这就要建立完善的农村土地流转体制。农民的集体所有土地不能再被当地政府通过各种途径随意流转，仅给农民一点报酬就变成公有土地，变成商业用地，地方政府从中拿一大笔财政收入。这个要从根本上解决，这是很深层次的问题。要还农民作为集体土地所有者和土地流转增值收益主体的地位，同时完善土地增收制度的改革。
此外，加快收入分配制度。第一位的是要解决农民工工资过低问题。还要解决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要进一步用法律法规落实劳动保护和各种劳动条件。
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给工人集体谈判的权利。这包括工会的转型和雇主组织的建立，以及中国对劳资集体谈判方面法律法规的完善。为什么中国劳动报酬比例比较低，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现在中国缺少这样一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劳动力的供给方和需求方自己协调的机制，使得政府不得不直接干预本来应该由劳资双方自己协调解决的问题。这样政府就往往会直接干预到企业内部的经营问题，干预到企业内部的劳动关系和收入分配。
在建议方面，宋晓梧重点谈到了加快社会体制改革的问题。他说，工会和雇主的问题可以逐步延伸到社会体制问题上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不再是政府决定收入分配，即使是公务员的收入，也要参照市场上的同类型标准，也不能随意的过高或者过低，因为劳动力是流动的。现在一说收入分配，就可能会出现过高或者过低两个极端。一方面，地方政府往往为了照顾投资者的权益，不去很好的贯彻劳动法规，有意无意地压低劳动力成本，侵犯职工利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能不能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的群体能不能够维护和保障自己的群体利益。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各种市场主体都培育发展了起来，有相同利益的市场主体就会组织起来进行维权和自律，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中国的宏观调控恰恰缺少了这样一种社会自我协调机制，于是政府就必须直接面对众多的企业。
现在中国的社会组织，大多是官办、官管、官方运作的，结果国外该行业协会自己协调的问题在中国都需要政府站在一线解决，往往搞的政府焦头烂额。政府要把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事情交给市场、企业、社会组织、中介结构做，这样的观点提了很多年了，始终做不到。现在政府管得过多了，如果中国继续实行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不把权利交给社会组织，交给市场，很难解决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有可能使中国前一阶段的改革成果得而复失。总之，如果没有社会组织的建立，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是很难划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