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梧强调，要高度重视发展方式的转变，以解决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这些矛盾既体现在经济结构方面，能源环境方面，也体现在社会结构方面。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投资和消费比例严重失衡。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投资率平均为37.8%，2003年到2010年投资率连续八年上升到40%以上，2010年达到48.6%的历史高位。最终消费率在上世纪90年代平均为60%，2007年到2010年连续四年下降到50%以下，2010年为47.4%，大大低于世界平均70%以上的水平。
第二个，国际收支失衡。由于中国长期依赖出口导向战略，导致了贸易依存度过高。2010年中国继续保持双顺差局面，全年经常项目顺差3054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2260亿美元，国际储备
资 产 增 加4117亿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18%，到了今年6月底，外汇储备达到31975亿美元。由于美国债务危机恶化，美元可能长期处于贬值的趋势，这样中国的外汇储备面临巨大的危险。
第三个失衡是产业结构失衡。中国的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
D P增长，由于拉动G D
P增长的捷径是投资重化工业，所以制造业的发展偏快。同时由于现代服务业，包括医疗、教育、金融、保险、交通、通讯等行业，有的是政府垄断，有的存在过度行政管制，导致有效供给不足，造成服务业比重过低，第三产业比重长期徘徊在40%左右。
另外，资源约束现在也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在2009年，中国提供了不到世界8%的G
D P总量，却消耗了约全世界46%的钢铁，45%的煤炭，48%的水泥，10%的石油天然气，进口的铁矿石原油占本国用量的70%和51.3%。G D
P单位能耗中国是日本的7倍，是美国的4倍。中国有118个资源型城市，其中44个已经被国务院认定为资源枯竭型城市。按现在的发展方式搞下去，不用下一代，我们这一代人自己就会看到有很多资源枯竭。
还有环境污染问题。宋晓梧说，我搞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北京现在肺癌的发生率比上世纪80年代翻了将近5倍，增长超过460%，跟环境污染有直接关系。碳排放量中国现在也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除了经济结构方面，能源环境方面，当前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社会结构方面。和经济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社会问题更严重。去年年初的时候，中国社科院发表了中国当代社会结构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15年以上，社会结构不协调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社会结构问题搞经济学的人原来讨论的比较少，研究经济的人对中国的情况一般比较乐观，认为经济发展平稳，20年内G
D
P保持8%-9%不成问题。研究社会学的人则普遍认为当前社会矛盾已经积累到了一个很危险的程度。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出了好多报告，它们的判断往往比搞经济学的人看得更严重一些。
宋晓梧说，历史上真正大的文明由于环境资源约束使文明不可持续的案例比较少，多数文明在某一个阶段的繁荣过后，都是由于内部的矛盾造成了发展的中断。就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来看，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开元盛世，清朝的康雍乾三代都很辉煌，但是这几个朝代最后都终止了，既不是由于没有了资源，也不是由于污染了环境，而是由于自身的社会结构出了重大问题。
从国际上看，罗马帝国强盛了多年，最后垮台也不是因为资源环境问题，而是它的社会结构出了重大问题。前苏联，资源储备丰富，现在俄罗斯等国家还在到处出口能源，环境也比中国强很多，解体的原因就在于内部问题。
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草根阶层受到侵害以后，他们的利益谁来保护，他们的意见能不能反映出来。很多资源环境问题是和社会问题紧密相连的，国内工厂大量排污，矿山深挖造成沉陷，地方政府认为不在它的管辖范围之内所以不管，结果老百姓没人管，草根意见总反映不上来，直到闹成大事，群众堵了省政府、市政府，问题才得到解决。
具体在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方面，宋晓梧重点谈了三个大的关系紧张。第一个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今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出现了低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的趋势，城乡差距略有缩小，从过去的3
.33或者3
.31比1缩小到了3比1左右。尽管如此，3比1的城乡差距在全世界就算不是最大的，也是很大的了。而且这个比较用的是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和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属于一次分配的范畴。中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更重要的在于再分配作用发挥不够。
再分配的作用很重要，从国际上看，英国通过教育和医疗的现金补贴，将国内的基尼系数从一次分配的0
.52降到了0.31，美国也是利用各种社会项目把一次分配的收入差距缩小了20%左右。而中国的情况是再分配很可能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本来一次分配后城乡的收入差距是3倍左右，但是如果算上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以及一些公共支出转移的话，差距可能扩大到5-6倍。
第二个，土地财政问题。当前由于地方事权和财权不匹配，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的生财之道。土地问题导致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更主要的是土地财政导致了大量失地农民，有的研究说是中国现在有4000万失地农民，有的说是5000万，总之失地农民问题现在已经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三个，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方面，中国一直处于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的状态。比如说民众反映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现象，就反映出政府在医疗、教育、保险、养老、失业救济等领域提供的服务还是不足的。应该说在“十一五”的后期和“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中国各级政府对民生的投资在大幅度的提高，这值得充分肯定，但是如何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并且把游离在制度之外的人顺利融合到社会公共保障之内，仍然是中国需要长期面对的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