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挑战是国际因素。经过了两年半的金融危机，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依靠吸引外资、依靠出口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
李稻葵认为，就目前的经济领域而言，全世界可以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中国三类。发达国家主要包括美国、英国、德国、希腊、西班牙、爱尔兰等，这部分国家的基本利益还是相同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还包括大量经济没有起飞的国家，这部分国家的利益也是基本一致的，都是需要发达国家让出更多的市场和技术，也希望国际金融、经济体系更加稳定。
第三类国家就是中国。中国既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很多特点，比如人均GDP水平低，同时也具有一些发达国家的特性，比如我国有巨大的生产能力，消耗了全球一半以上的铁矿石，还有三万亿外汇储备，可以把英国的股市全买下来，买下美国股市的五分之一。
中国在全球劳动分工中的地位非常特殊。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表现非常突出，让全球的经济体开始真正反思，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意味着什么？西方人的战略思维在改变，这当然会对中国的政策以及中国的国际环境带来巨大影响。
李稻葵说，在2010年1月27、28号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曾说，再过300年，后人回顾今天历史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对今天的金融危机不屑一顾，但是他们一定会用重墨描写另一个事实，就是在中国和印度有十几亿人口正在迅速实现现代化的梦想，这部分人实现现代化梦想的进程也一定会对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带来冲击。如何重新设计一套全球化的制度，让梦想实现现代化的人的利益和已经实现现代化的人的利益相符合。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巴西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抬高了原材料价格。我国获得了很多外汇之后，汇率也升值了，大量的外汇通过外贸、投资的形式也涌入巴西。那么巴西的汇率升值以后，给它的制造业带来打击。大量的中国温州老板在里约热内卢开着各种各样的商店，全是中国产品，又便宜又好。20年前发生在俄罗斯的事情，今天又发生在巴西。巴西的政治家认为，中国制造的产品重创了巴西制造业，巴西沦为原材料生产地。
李稻葵表示，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确实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的担忧，所以中国在国际上的压力非常大。中国外贸领域遇到的一系列摩擦和矛盾，都是中国过去依赖吸引投资和依赖出口带来的，这个模式若再继续下去一定会带来更大的国际矛盾。
中国的利益是多元化的，不仅要让沿海和内地的外来工人得到就业，也要让我国产能能够被充分利用，以及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不能只考虑出口带来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