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说，宏观调控和宏观政策选择以及完善宏观政策的效果是“十二五”非常重要的问题。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一定意义上带有滞胀的威胁。所以短期看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应该是防止资产价格的过高。
刘伟表示，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看到两方面的特殊性：一个是和国际社会相比，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在货币市场上对货币的需求很大而供给不足，换言之就是流动性不足或者银根紧张。因为在欧美国家，危机首先是金融问题，这个问题要解决，往往要求货币当局放松银根。然而中国与它们有很大差别，中国货币市场失衡不是货币供给不足，而是货币供给过大，需求相对供给来说长期不足。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是中国的市场投资或者是私人投资内动力不足。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欧美国家表现为金融链条断裂，金融和非金融企业缺钱，对货币有强力的需求。但是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有输入性，它首先影响实体经济。出口企业没有订单，于是就不需要货币。同时，中国的银行体系由于存在一道防火墙，所以资金链非常稳定，资金充裕，货币供给充足。在这种情况下，等于是中国货币的有效需求不足，供给相对充裕。
之所以发生这个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差，大企业没有新产品，无法向新投资领域发展，有钱不敢投，投了就是重复建设；小企业制度创新差，不能公平使用融资市场，有需要也拿不到钱。最终就是中国大小企业对货币的有效需求都不足，于是就出现了流动性过剩问题。
其次，中国的货币往往和财政绑在一起，信贷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财政政策来实施。如财政担保的贴息贷款，土地财政等等，这样就使得中国的信贷发放量进一步增大。
另外，中国还面临外汇占款问题，去年的外汇占款已经超过基础货币总量。
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另一个特殊性是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失衡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情况不同，一定意义上带有滞胀的威胁。
要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长期看当然要靠创新，培育中国经济对货币的真实有效需求，而不是简单地实施刺激政策增大货币的供给。在短期就货币政策讲，首要目标是防止资产价格过高。因为中国的特殊情况主要是货币的有效需求不足。要实现这个目标，建议多用数量工具，这比运用价格工具更有效。数量工具包括存款准备金率，央行票据贴现等，但是不太主张过多地去控制信贷规模。
另外，扩大内需很重要。这次检讨美国金融危机，根本原因是过多地强调了货币政策刺激产生的需求效应，而且忽略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宏观政策对供给的改善。中国度过前段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后，“十二五”期间宏观政策应该在强调短期总量均衡外，多关注供给方面的调整，强调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