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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
把造成危机的最有能力承受经济危机的亿万富翁作为救市的救助目标,却把危机的受害者、最无能力承受经济危机的平民排除在救助之外,这就是美国救市的实际情况。 对于这种情况,把社会底层的人“排除在救市计划之外既不明智也不公平。但对于那些处在危机最底层的房主,美国国会和政府还从未在任何场合表现出像救助处于危机最上层的金融家时所表现出的那种紧迫感。”布什执政时期如此,新上任的奥巴马对此也没有什么新的作为。 笔者认为,美国政府若能首先给处于社会底层的、因为危机生活更加困难的亿万劳动人民以8500亿美元的救助,使他们的购买力、支付力提高,这样既减少房屋、汽车等商品的过剩,提高企业开工率,使包括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等的整个市场的经济状况有所复苏;又能提高还贷率,使金融业的坏账减少,减轻危机,并能阻止经济衰退。 美国政府试图用数千亿美元解决流动性危机问题,而实际情况是华尔街面临的不是流动性问题,而是这些投资银行是否还具备偿付能力的问题,这些不负责任的经济巨人就能得到了吗? 有国际“大忽悠”美誉的吉姆?罗杰斯曾说,此次美国遇到的危机之严重,多数美国人在有生之年不会看到它的结束,这种说法有一定的正确性。罗杰斯认为,美国的制度没有未来。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说,这是1929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是百年一遇的危机。而对于引发这场危机,格林斯潘难辞其咎。退休前他还说,美国经济基本面不错,需要投放更多货币,即增加所谓“流动性”,结果引发了严重的高科技泡沫,随后,就发生了今天的金融危机。 总之,经济危机或许最终将美国人带向这样的目的地,有可能让美国重新回到健全货币和政府干预轨道上来,并实现可行性经济的重建。 通过自由竞争,形成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经济发展,然后占有更丰富的资源和资本,进而达到奴役其他国家的目的。这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吗?美元危机了,也就失去了通往奴役他国的道路的通行证,美元法定货币的地位一旦丧失,美国也就失去了世界经济霸主的权杖。道理非常简单,富不过三代,对于任何人、任何国家来说,通往奴役的道路都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健全货币和有限政府干预的轨道就是医治金融大危机的良方吗?这种模式还能重新复制吗?而事实是:美国不正是在这种轨道上陷入危机之中的吗?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美国人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实现了他们的光荣与梦想。而现在他们面临着制造能力和生产规模下降、产业空泛化而引起的资产价格飙升、虚拟资本泡沫破裂等严重经济问题,紧随其后的就是能源、黄金和一些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经济衰退特征明显,滞胀局势加剧,经济萧条接踵而至。 我所理解的商人和企业家的区别,大概在于商人注重的是利益的最大化,而企业家除了考虑利益,还要考虑社会效益——在浙江这样的文化大省,连当商人都要以当有文化、有觉悟、懂“三个代表”的儒商为荣,“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对商人也有着很深的影响。 即使如此,在这些儒商中,马云仍然是格局最大的一个。有关格局马云最喜欢说的段子是他20世纪在外经贸部、在“体系内”工作的经历:“在这之前,我只是杭州的小商人。为国家工作,我知道了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学会了从宏观上思考问题,我不再是井底之蛙。” 但这是马云的自谦之词。马云可不是没什么格局的“小商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读书的时候,马云就担任了杭州市学联主席,对于一个二流高校的学生来说,这是个奇迹。 如果我们再继续深挖下去就会发现,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是由团中央具体负责指导的中国高等学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和中等学校学生会的联合组织,是副部级单位。如果按体系内的算法数下来,杭州市的学联怎么说也有副处的级别,虽然学联的主席和级别不挂钩,但马云如果顺着这条路进入仕途,会不会成为一方大员呢?还真不好说。这样的道路更符合当时那个时代的价值评判,或许也更符合马云现在的格局。 马云最后没有在这条路上继续下去,我们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但我们看到的是,今天马云迂回地、从一个商人或者企业家的角度来“兼济天下”,或许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来实现他当年的理想。 研究阿里巴巴,或许不能将马云仅仅当做一个口才很好的人或者一个充满激情的人,又或者当做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的老板,而是要了解马云脑子里在想什么,去了解是什么样的理想值得马云去做这一切。 有什么样的胸怀自然会吹什么样格局的“牛皮”,从创办阿里巴巴第一天起,马云就不断地吹着各种各样的“牛皮”。不过,也许是因为中国互联网第一浪中大家都口无遮拦、吹牛成性;也许是因为马云身在杭州,尽管“牛皮”吹得比天大也没人搭理他;也许是因为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投资商给了马云足够的压力。总之,马云的“牛皮”虽然有被质疑(比如福布斯给予的阿里巴巴的那个荣誉曾经被《北京青年报》质疑),但总的来说也没有被吹破。 “人家青春发育期,殿下要体谅……这个呢?天庭饱满,下颌柔滑,一看就是大富大贵之相。” “哼,嘴巴都快豁到耳根子了!” “嘴大有什么不好,嘴大吃四方……哦,这个好,鹅蛋脸柳叶眉,美人尖丹凤眼,标准的大家闺秀。” “喂!我说你干吗老挑双下巴?!对瓜子脸有意见吗?!” “……岂敢岂敢,奴婢只是对锥子脸有意见……啊,有了!这位殿下肯定喜欢,尖尖的下巴我见尤怜,若水的双眼秋波荡漾,如此绝色佳人,实乃是百年难得一见……” “喂!杜春娇!!你从哪里看出这绿豆眼里秋波荡漾了?!” “……奴婢只是稍微渲染了一下嘛。” 两人接连讨论了十来幅美人图,没有一个是邵义满意的。清乔长叹一声,颓然放弃。 “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殿下一直带着偏见去看,再美的人也成丑八怪了。” “也不能这么说,画册里还是有美女的。”邵义用手指将画册勾起,脸上挂着慵懒的笑,“比如杜丞相的千金,杜若云小姐。” “啊--是吗?”清乔打个呵欠,懒洋洋地靠在卧榻上,“宰相之女,这身份多配!别选了就她吧,殿下赶紧派人提亲去啊!” “可惜……她另有喜欢的人。”邵义微微一笑,也顺势倒在卧榻上。 “咦?莫非世上还有比殿下您更有魅力的人?不会吧!”清乔一边狗腿尖叫,一边心想这名字怎么听着耳熟啊? “她喜欢的是我玉九叔。”邵义斜她一眼,不屑挑眉,“他俩自幼青梅竹马,杜若云也是唯一一个能与玉九叔以兄妹相称的女子。” 清乔只觉得胸中一抽,周围空气凝滞了。 “虽说后来玉九叔向顾尚书的千金提了亲,但是杜若云一直没有放弃,痴心等着玉九叔回头……如今顾氏千金重病去远乡休养,她心中自然重燃希望。” 邵义翻开画册,饶有兴致指向一幅画。 “所以她的人像画才这样丑陋,应该是故意不想做太子妃吧!” 清乔探头一看,发现画中人确实姿色平庸,毫无吸引人的地方。 她终于想起来,在很久很久以前,自己曾在京城绣房里和这个杜若云见过一面。那时她对自己很不满,似乎还说了不少些带刺的话。(参见第六章) “--这故事很好玩呢!我倒想看看玉九叔最后会选哪个?是顾家那个又病又丑的大肉球呢,还是天仙一般痴心的杜姑娘?” 邵义盯着画,忍俊不禁,高高扬起嘴角。 清乔禁不住脸上黑线三条。 是的,这位小太子到目前都还不知道,她就是顾清乔。 一个月前的西陵山下,邵义带着浩浩荡荡的御林军前来截她。 当时她睹见马车里的金色袈裟,仿佛置身于永不融化的冰窟里,黑暗,害怕--她以为一切都完了。 当然也要看到,中国这几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基本上都是由食品价格上涨所带动的。有关研究机构数据表明,我国的食品价格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粮食期货价格的变化基本上同步。这背后的逻辑是:美联储一“超发货币”,美国的货币政策一“宽松”,美元就贬值,芝加哥期货市场的粮食价格和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就随之上升,中国作为粮食、石油的进口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就接着“抬头”。 最近,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一再表示,到2014年底,美联储的基准利率还将维持在0%~0.25%左右不变。相对欧洲国家,美国经济的基本面要好得多,下半年之后,美国经济恢复的趋势可能会显得更好一点。如果美联储不再推出QE3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国经济开始复苏,美元走强,国际粮食价格、大宗商品价格就会回落,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的压力随之也就会减小。 记者:同样面对经济危机,美国、欧元区、日本等世界主要的经济体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反观中国,是如此迥异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对此您怎么看? 韦森:我曾经对近几年决策层频繁地动用货币政策提出了一些自己的不同看法。2007年以来,决策层的货币政策频繁应用,且常来个180度的“大转向”。现在看来,央行货币政策的第四次180度的大转向或将到来。一国经济的运行,三四年里就来了4次180度的大转向,一会儿服“安眠药”,一会儿打“兴奋剂”,这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在“熨平”经济周期,还是在人为制造经济周期?这样频繁且多变的宏观调控政策转向,会把好端端的经济折腾出毛病来的!记得去年,周小川行长曾在上海讲,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也在做“宏观调控”,也一直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这当然没错。但是,要看到,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宏观经济政策,与中国大不一样。从2001年美国经济几个年级出现轻微下滑,格林斯潘所掌管的美联储一连降了十多次利率,一直到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大致是朝着一个方向“调”的。伯南克自2005年下半年接掌美联储的帅印后,中间经历了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和2008~2009年的经济大衰退,之后美联储维持量化宽松政策和低利率政策一直到现在。他最近还在强调到2014年年底,美联储的基准利率将维持在0~0.25%不变。这说明美国在最近10年里,货币政策将保持一个方向去“调”。 再看我们呢?五六年里发生了4次“货币政策调控”的180度大转向:2007年中到2008年6月,6次升息,12次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率,还要对贷款“窗口指导”,靠行政命令让各商业银行缩减贷款。2008年下半年看到我国宏观经济增速下滑了,央行曾4次降息,并鼓励商业银行拼命放贷,3年期间,贷款放了20多万亿元快到30万亿了,超过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从2010年1月15日到2011年6月14日,决策层的货币政策又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向,12次提高法准金、4次升息。自2011年12月初以来,看到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央行又降了两次法准金。如果我们的货币政策再这样继续“宽松”下去,这不就是4次180度的货币政策大转向了吗?我们这样一个有着50万亿元左右国内生产总值的经济大国,能这样折腾么?我们的企业,我们的金融市场和投资者,又怎样预期和应对这种频繁的货币政策转向? 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 记者:目前,西方各国在利率接近于零的极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经济复苏仍然步履维艰、路途漫漫,也就是说陷入了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在这一格局中,您如何评价对战了半个多世纪的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 韦森:这里我首先要给凯恩斯辩护一下。在凯恩斯的《通论》1936年出版之前,从亚当?斯密到萨伊,古典经济学家一般认为,需求是由供给创造的,只要供给增长,需求就会自行扩张,与供给相适应,这就是所谓的萨伊定律(Say’sLaw)。按照萨伊定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会自发维持供需平衡的,不会出现大的萧条与危机。然而,自“一战”前到1929年,却出现了“英国病”现象,英国的失业率长期维持在10%~20%之间。到了1929年,英国经济只恢复到1913年“一战”前的水平。1929~1933年“大萧条”爆发之后,英国经济又进一步衰退,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才开始复苏。面对当时持续多年的“英国病”,凯恩斯的“货币三论”,即《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大致就讲到一个观点:英国经济“生病”了,不能自发地恢复市场均衡了;要治“英国病”,央行必须减低利率,增加货币供给,刺激投资,使企业恢复活力,增加总需求,如此经济才能恢复均衡。 凯恩斯本人的经济理论实际上是认为,经济衰退了,一如人生病需要吃药一样,要用货币政策来治疗。一旦经济恢复了健康,就该让它自己运行。所以,凯恩斯并不主张通货膨胀,而是认为通货膨胀会埋葬现代自由的市场经济,使国家走上计划经济的道路;他也不主张财政赤字,而是主张预算平衡。大政府、国有化和强政府干预,这些实际上都不是凯恩斯的观点。要把“凯恩斯经济学”与西方经济理论中逐渐演变生成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区别开来。凯恩斯的基本观点是,在经济萧条时,央行要通过降低利率和增加货币供给的策略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因此可以认为凯恩斯本人的理论本质上还是自由主义的。 有些女人在无数次的“祈祷”之后终于风风光光地嫁给了有钱人。婚前公证没有问题,家庭约束不成问题,性格不合不是问题,幸福生活就如花团锦簇一般在招手,仿佛已看到每天都会是那么的有节奏,有力度。 但是,事实并非想象得那么好。有一个女人这样描绘她的富太太生活:不工作的日子是那么的单调乏味,以前的朋友们早已对她敬而远之,她经常驻足在上海高挂着的、充满阳光的、足以打动每个人的微笑的大幅广告前苦笑。年长而有为的老公把她的一切事情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包括性生活,她感觉自己就是一部没有自由的机器。老公好不容易给她一两万块钱,结果还郑重其事地告诫她好好保管。脱离家庭的话,婚前财产公证将生效,她将净身出户。 看了上述例子,也许还有很多女人会不屑地说:“我要求也不高,他家里有个一两百万就行了。”每个人家里都没有印钞机,每个人创造的每一分钱都是劳动和智慧换来的。 家里有一两百万已经算是比较优越的了,但一两百万也办不了太多事啊。我们来谈谈一两百万的简单用途:购房加装修50万,家用电器10万,车子15万,再加上结婚各项开支,那么肯定是所剩无几了。 再者,如果是以财定嫁,你以后在婆家的地位也是令人担忧的,你得考虑一下丈夫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对你? 那女人们要迷惘了,该找什么样的男人嫁呢?其实,不管选择什么样的男人去嫁,首先要考虑的是两个人的感情问题,有爱,才能创造一切。许许多多动人的爱情故事都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要想选择自己的人生伴侣,爱应该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唯财向前冲。 女人择偶就如企业招聘,学历高、工作经验丰富者优先。但现在不是20世纪90年代了,聪明的企业老板会慧眼识人,不一定非要那么多的条件,他们在面试的时候,常常会招收那些有潜质、有能力的人。女人呢,当幻想与现实已变为蓝天与大地般的不可交接,是不是还要用一辈子去尝试呢? 选择没有对与错,聪明的女人,要善于审时度势,我们相信你会作最睿智的选择。 【智慧支点】 每个人都应该幸福地活着。不奢求,尽力付出,享受付出后得到的一切,这就是幸福。人间真情很难得,特别是现代社会的压力让人情变淡,让人冷漠,让人疏远。所以,女人要睁大眼睛,找个有能力、人品好、对你有真感情的人,只要他肯为你而努力赚钱,就可以了。不要做王子与灰姑娘的梦了,童话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只是用于精神寄托。 至于弗里德曼,他在通货膨胀问题上与哈耶克持同一观点,认为1973年石油危机后的经济衰退是西方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他批判凯恩斯及其门徒,认为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正是央行大规模地“超发货币”。弗里德曼主张稳定的货币政策,其核心观点是超发货币将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的恶果。现在弗里德曼的观点似乎也破产了。2008年下半年之后,美国推出了QE1,2010年又推出QE2,美国的基础货币这几年增长了很多,但到目前为止,美国并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按照弗里德曼的理论,只要美国多发货币,美元就会贬值,大宗商品价格就会上涨,但事实是,2010年以来,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整体上是下降的。几年过去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并没有在美国发生。弗里德曼的理论又说明了什么呢? 最后回到熊彼特,他认为每个时代的经济增长和大衰退都是由科技革命造成的。一次大的科技革命和创新会推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随之就将出现萧条,并积蓄能量等待下一次科技革命,如此循环往复。纵观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几次大萧条,这几年我一直坚持这样一个判断:除非人类在未来能够发现改变整个人类自身生活方式的科技和工业革命——如蒸汽机、内燃机、核能、航空航天技术那样的科技革命,才能引起世界经济的一波大的经济增长。现在能看到的诸如新能源、纳米技术、太阳能和生物制药等,显然还构不成改变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的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还是有限的。因而我判断,这次世界经济衰退,将是一个长萧条。西方政府的任何宏观政策,都改变不了这一经济大势。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坚定地推行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您认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能够解释“中国奇迹”吗?您认为“中国奇迹”或者说“中国模式”的真正动因是什么? 韦森:1973年的石油危机之后,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等人采纳了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或言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致力于恢复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直到2007年经济危机之前,已几乎没有多少国家运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了。2008~2009年经济危机来了之后,才重新启用了凯恩斯个人原初的经济主张,但并没有真正采纳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西方各国政府以及各国央行确实大量增加了货币供给,并压低了利率,但是大规模的政府项目投资却并没有发生。随着西方各国失业率的不断攀高和多年居高不下,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也在不断上升,但西方各国的财政支出主要是增加失业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不像我们国家这样大量地投资基本建设方面的大项目,因而,近些年西方国家所采取的凯恩斯的宏观政策,包括大规模的减税,并没有造就大政府。所以,西方国家并不完全是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而大致可以认为只是采取了凯恩斯个人原初的经济政策主张。 如果说西方各国在这次危机之后并没有真正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或者如克鲁格曼和斯蒂格利茨所认为的那样采取的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力度还不够,那么,中国政府近几年奉行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却是地地道道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的主张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指令经济运作有许多相通的地方。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原本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型而来,政府机构和官员的行政运作方式还有很大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惯性和遗留成分,所以经济一下滑,政府主管部门和发改委的官员就运用起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手段,可以说是不用学就得心应手了。因此可以认为,虽然中国名义上已不再实行计划经济了,但是政府机构的运作和实际政策操作,却沿袭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做法,甚至可以认为发展了凯恩斯主义,比凯恩斯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有了近几年发生的“国进民退”现象,也就随之有了“中国模式”之说。 过去30多年,中国之所以出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说来并不是引入了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手段的结果。相反,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在中国经济社会中引入了市场机制,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说法,我们是通过引入市场经济和市场化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一大批企业家的崛起,又恰好赶上了人类社会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以互联网的迅速扩展和应用为主轴的新一波科技创新浪潮。中国经济市场化了,尤其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加入了全球分工体系,并且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制造了大量产品,创造了大量财富,且平衡了美国经济内部无法平衡问题,于是,不但中国经济自身高速增长,全球经济的增长也因此达到了巅峰。 对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西方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似乎都无法完全给予解释。同样是市场经济,拉美和印度并没有像中国这样高速增长,且增长时期这么长;人类社会第三次科技革命创新,即科学发明被广泛应用到工业生产,也非中国独有;中国更没有成熟的民主与法治的政治体制。2006年在哈佛-燕京访学时,我就提出了一个观点: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现象时,除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之外,一个伴随的解释变量就是:中国一大批企业家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崛起和不断创新。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每一次新技术革命的发现、企业家的技术创新都将推动经济的新一轮增长。人类社会的现代科技革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学发明,另一个是创新,即把发明运用到生产过程中。而在后一个方面,企业家在其中起很大作用,故被熊彼特称为“企业家创新”。具体到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涌现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和农民企业家,外资也大量涌入,带来了新技术和组织创新。国有管理者、高级经理人,尽管受制于现存的体制,也不断努力创新自己的“商业王国”,不断做大做强自己管理的企业。中国人的经商精神不亚于任何一个民族。我们华人做生意,既精明,又节俭,非常符合马克斯?韦伯所讲的“企业家精神”。因此,可以认为,在引入市场经济之后,一大批企业家的出现和民营企业的崛起,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 母亲虽然觉得很失望,但仍在嘟嘟囔囔。但是因为能和儿子住在一起,也就不那么失望了。 “良一,那个姑娘真的很不错,母亲也赞不绝口。还是早些定下来好。宗方先生也完全赞同呢!”嫂子说道。 “好了,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考虑……”嫂子张口结舌,眼睛盯着濑川。“你是不是另有对象了?” 哥哥盯着啤酒,大口地灌了下去。 “没有对象。” “是吗?”嫂子沉默了。 哥哥接过了话头。“我也正想说这事儿呢!如果真的没有别的对象,最好认真考虑这桩亲事。” “我是想认真考虑。” “你真是个切不碎嚼不烂的家伙。” “对方是什么态度?” “哪有自己都拿不定主意,反倒打听对方态度的?” “良一,听说对方有意应承这桩亲事。宗方先生之所以热心促成,也是因为对此有所耳闻。” “就当作没有这回事吧!” “啊?那为什么呀?”嫂子沉下脸来看着濑川。“再这么拖延下去可不好。” 濑川想到,如果还没拿定主意就勉强促成亲事,自己就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真可惜呀!”嫂子叹了一口气。 “那也可以跟宗方先生说一声,让对方等半年左右。无论如何,我真想让你娶那位姑娘。” 下午三点钟左右,濑川离开了哥哥家。对于自己这个决定,在跟哥嫂、母亲谈话时也感到心中不忍。哥哥酒后有了困意便上了二楼,嫂子和母亲一起收拾餐桌。微风从狭小的院子吹进来,也带来了邻屋房顶反射的亮光。 “我去走访一个朋友。” “是吗?几点回来?”嫂子问道。今天晚上要带母亲一起回前桥。濑川说八点之前回来,然后就去下北泽车站乘上了电车。 在吉祥寺下车后,正巧赶上开往关町的大巴发车。 濑川一边欣赏着八月盛夏沿途的风景,一边思忖着与冴子见面的借口。说从四国返回登门问候也不对劲,说散步时顺便过来就更古怪了。濑川决心哪怕招人厌烦,也只能开门见山地正面了解案情了。 濑川在十字路口下车。青梅街道两旁的榉树在盛夏的阳光中懒洋洋地耷拉着叶子。他来到了大贺律师遭遇交通事故的地方,又想象到当时的情景。大贺当时正在前面的甜点屋给孩子买冰淇淋。 濑川来到大贺家门前。窗户开着,挂着竹帘。侧面对着院子的拉门也敞开着。但是,门厅前的矮墙挡住了街上行人的视线。门厅一角规矩地摆放着一双女式凉鞋。屋里没有动静。 濑川鼓起勇气。“有人在家吗?” 里面马上传来了走在榻榻米上的脚步声,然后有一个白色身影翩然闪动,那是穿连衣裙的冴子。 “啊!”她刚一看见濑川便停下了脚步。与外面刺眼的光线相比家中有些昏暗,濑川看不清冴子脸上的表情。 冴子跪坐在门厅上沿,白色连衣裙在腰间折叠起来。 “您来了!”冴子双手撑在榻榻米上。 “前几天突然打搅,实在冒昧。”濑川心如潮涌。 “哪里,是我多有失礼。”冴子抬起脸看着瀬川,显得有几分紧张。 濑川看着久违的冴子明亮的眼睛,觉得那好像是在责备自己对那个问题纠缠不休,感到很难受。但是,他必须再来。他鼓起了勇气。 “其实,我四五天前从四国来前桥赴任……”他的开场白显得很不自然。 “啊,是吗?那要恭喜你了!”冴子冷淡地说道。 听到两人的谈话声,冴子的母亲从里屋出来。母亲一再邀请濑川到客厅里坐。同冴子的谈话又被打断,他感到很失望。 这时,冴子自己向母亲说明。“妈妈,濑川先生很忙,恐怕没有时间进屋去。” “哎呀,是吗?那太遗憾了!” “那我送濑川先生去公共汽车站吧。”冴子随即站起来下了台沿,穿上了角落里的那双白凉鞋。 濑川佩服冴子的机智,同时,又为能向她了解情况而感到高兴。 两个人并肩走在狭窄的小巷里。离开她家一段距离之后,濑川对冴子说“谢谢你了”。这倒不是因为她出来送行,而是因为她创造了这个谈话的机会。冴子似乎也心领神会。 改变发展模式,避免经济大萧条 记者:在世界经济衰退远未结束、国内面临政府换届的背景之下,您对未来中国总体经济的趋势作何预测? 韦森: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的改革中所取得的成果来之不易,故我们真诚希望2012年我们国家能够实现平稳过渡。 至于对中国经济发展,我有两个方面的判断:第一,中国经济的问题和潜在挑战很多,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运作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灵活的社会,大家都不太讲正式规则,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中国人的适应能力非常强,中国企业的适应和应对各种环境变化和挑战的能力也很强。即使企业利润率在下降,外部订单在减少,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在上升,但是大家还是能够找到各自的生存和经营之道。这样一来,我们的经济增长会“摇摇晃晃”,采购经理人指数会上下波动,增速会慢慢放缓,但还是能走几年,因而我判断在近几年里,可能还不至于出现大的经济波动。 第二,中国经济整体增速下行是个自然趋势,中国经济正朝着8%、7%的增长速度逐渐放缓。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历史时期中,都不可能长期保持经济的两位数增长。经济增速的放缓是大趋势,通过政府新投资和再建设大项目能够在短期维持经济增速,但改变不了长期经济下行的趋势。政府靠高税收增长和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必然会“挤出”民营部门的增长。过去几年,我们整个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银行贷款和投资来推动的,是靠政府直接投资和启动大的国有部门的基建项目投资来支撑的。但这种靠低利率的信贷扩张所带来的短期经济增长也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要意识到依靠贷款、信贷泡沫和政府负债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危害,并有预警机制,尽量将不当投资所遗留下来的“次贷”尽早慢慢地消解掉,以避免出现大的经济衰退。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历次经济危机的经验均告诉人们,世界性的经济衰退,首先出问题的总是金融系统,开始是股市大跌,随之企业破产、银行倒闭,并最终波及到实体经济。在经历过一个长时段的经济增长后,中国实体部门的增速逐渐放缓或下滑是自然的,甚至可以认为是必然的,这并不可怕,但一旦整个经济的隐患都聚集和累积到金融体系中,导致金融和银行体系出了问题,就像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暴一样,那可就要出大事了。这样的局面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就不是短时期的了。 概言之,既然整个经济增速下行是避免不了的,那我们就要有心理准备,并有些“理性的预期”,使我们国家和企业的发展战略是对这一正在到来的“大转型”的合宜应对,而不再期望和企划通过启动新一轮大规模的基建项目投资来逆这一大趋势而维系短期的高速增长。这样才能在未来尽量避免出现大的金融和经济体系的突然断裂。有了这一认识,我们就不会老是为短期经济上下波动的一些数据所迷惑了,就不会再为难为之事、费不可为之力。真正要为和当为的,倒是渐进性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繁荣和发展构建良序的制度基础和条件。 2012年5月9日审定于复旦 本文2012年5月11日发表于《东方早报》A36-A37版《东方早报》特约记者翁一,实习生陆诗丽、林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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