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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富民：大规模产能过剩条件下启动内需之本

马国枢一直坐在那里抽着烟冷眼观察，丹尼斯说到他时，他身体倾向前说：“那丹尼斯先生恰恰说错了，我正好想退养休息呢，如果真如刚才您所说的有那么多公司想来接手的话，以我们公司的实力肯定是比不上的，那我就决定终止谈判，放弃此次收购！”
　　一语惊动四座，大家一下懵了，连欧阳颂都没想到，这不是计划之中的言论。会议室的气氛一下子凝重起来，沉默了几分钟，还是杰克打破了尴尬，笑容可掬地说：“诸位先生，你们不觉得肚子饿吗？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提议，我们暂时休息一下，去吃点东西，丹尼斯和我说过，你们中国人有句话--买卖不成……什么在？”
　　“仁义，杰克，就是指友谊。”丹尼斯插嘴道。
　　“对，就是这个意思，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希望和诸位成为朋友，那就让我们先离开这个地方去做点别的事情吧？”
　　杰克的提议让参会的众人都无法拒绝，欧阳颂收拾好文件，压着一肚子火气朝外走。他摸不准马国枢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而且这么重大的决定为什么事先不知会他一下，即便是策略也应该和自己先商量好，毕竟自己是谈判的总代表。如此看来马国枢是没把自己放在眼里，或者退一步说，即便马国枢很尊重自己，但是在做事的方法上很欠缺，最初的担心终于还是发生了。
　　从会场走出来马国枢没跟自己说一句话，更没有解释他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欧阳颂不会去问他，想到这儿心里不免生出些许悲哀，谁让自己有求于他呢？谁让他是资方，是手握金钱的大老板呢？也许是自己太把这个首席代表当回事了，可能在马国枢的眼里自己根本就只是一个道具和翻译而已。
　　晚上，欧阳颂一个人端着酒杯站在海边，皎洁的月光从海面上反射过来，好像一道白光将海劈成了两半。想起这三十多年的人生，自己离婚回到北京半年来的遭遇，他甚至感到了迷惘，杯子网项目的生死未卜，人生总是在你想要的时候不会给你。
　　“怎么样，詹姆斯，非洲海滩的夜色美吗？”杰克端着一杯酒走到了欧阳颂的旁边。
　　“的确很美，不亚于里海的沙滩，要不然也不会每年都有大批的欧美游客来到这里。”
　　“是啊，其实我也舍不得离开，只是长住不行，短期的旅游是可以的，我还是想回到美国去。”
　　“可惜吧，我们仅有这一面之缘，今后也许是再也见不着了。”
　　“是吗？我不这样认为。”
　　“哦？”
　　刘炽平要代表高盛亚洲把腾讯的上市项目拿下来，最重要的一点是说服马化腾在香港上市。只要腾讯选择在香港上市，那么，其实选择不多，高盛亚洲是当然的首选。不过，当时互联网公司上市的首选之地当属美国，中国当时的一线互联网公司新浪、网易、搜狐都是在美国上市的。2004年海外上市的9家中国互联网公司中，只有腾讯选择了在香港上市。
　　对于为什么没有从众奔赴纳斯达克上市，马化腾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承销顾问中，6家建议在香港，4家建议在纳斯达克，3家建议两边同时上，搞得我头都大了。
　　让马化腾头大的是，香港上市公司的想象空间相对较小，因此，市盈率较低。但好处是香港和深圳只有一海之隔，作为创业者的马化腾有更多的地利和香港资本市场进行沟通与对接；广东本地乃至整个内地有很多看好腾讯股票的个人投资者也可以有很方便的途径去做腾讯股票的个人投资，的确难以选择。
　　腾讯最后还是选择了在香港上市。打动马化腾的据说是刘炽平的一句话：“香港的确市盈率相对美国较低，但如果腾讯成为其龙头的话，那会怎么样呢？”
　　怀揣着成为香港科技股龙头甚至是中国乃至全球互联网决定性力量的梦想和愿景，腾讯从香港出发，成为香港上市公司的一员。
　　不过，最开始，整个香港资本市场对腾讯还不是特别地了解和认可，因此股价一直在低位徘徊。在刘炽平的建议下，腾讯发表公开承诺，2004年年底将实现承诺4.41亿元的利润。4.41亿元的年利润不仅让腾讯进入2004年最赚钱的互联网公司的行列，而且按照2004年年底腾讯11个亿的销售收入来计算，腾讯的纯利率将达到40%，这即便是放到传统商业领域，也是一个相当惊人的高利润公司。
　　今天看起来，身在高盛的刘炽平提出这个任务要求有其合情合理的地方。由于众多香港本地的投资者对腾讯模式将信将疑，虽然香港本地的投资者看不懂腾讯模式，但他们能读懂财务报表，那么，OK，就用数字说话吧。这样的套路和招数，在腾讯之前成为香港高科技股龙头的联想，也是如此照方抓药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无论政府在多大规模上采取赤字财政政策，也不管企业投资和扩张是否有新一轮的启动，无论是从长期来讲，还是从短期来看，如果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继续疲软，在国内生产能力大规模过剩而世界经济又濒临衰退从而令中国产品出口增长进一步下滑的情况下，任何启动内需的政策都将会落空或收效甚微。换句话说，改变多年来国内居民和家庭消费持续疲软的状况，是拉动内需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能否收效的最终决定因素。然而，现在问题是，如何才能改变居民消费需求多年持续不振的格局？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还在于弄清近些年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居民消费需求一直不振的现状及其原因。
　　从国际比较和当代中国经济的演变历史两方面来看，目前我国消费率太低，而固定资产投资率太高，积累与消费比例已经严重失衡。按照当年价格计算，200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5.4%，资本形成率为42.9%，其中固定资本形成率为42.8%。近年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最终消费率却不断下降。按照商务部最近的统计数字，2007年，中国最终消费率只有36%左右，三年时间下降了19.4个百分点。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全球的平均消费率约77%（美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为86%，德国为78%，日本为75%），固定资本形成率为23%。结果，2007年，我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41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40多个百分点。更令人感到有些触目惊心的是，目前的中国消费率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比较也有相当大的差距；不仅低于过去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大跃进”之后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对于这一点，美国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的高级研究员拉迪（NicholasR.Lardy）曾在2008年10月1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经济放慢脚步”文章中称：“中国的家庭消费支出在过去10年中增长较慢，现在仅占总产出值的1/3略高，是全球所有国家中最低的。”
　　为什么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最终消费率——尤其是居民家庭的消费率——不断降低？这里大致有以下几个因素：
　　（1）最近几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超高速增长，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不断下降。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低于同期的政府财力增长。按照美国耶鲁大学陈志武（2008，2009）教授的研究，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近些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增加了1.2倍（见图1　1）。近些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劳动者报酬所占的比例下降更快。譬如，在中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已由2000年的51.4%降低为2007年的39.7%，7年中下降了11.7个百分点。在政府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近十几年来每年增幅大都超过20%）、企业利润率也有所攀高的同时，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结果自然是“国富民穷”。这是近些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的最根本原因。
　　（2）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从总体上来说各阶层和各地区居民的收入都增加了，但是由于我们现存的体制和制度原因，一些人在近些年的市场化过程中积累社会财富极其迅速，而大多数民众的收入增加速度相对而言比较缓慢，这就导致自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社会收入分配和社会财富占有中的差距不断拉大。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23，到1990年，就增加到0.35；到200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攀升到0.42。自2005年以来，来自国内机构和国际组织的数据均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在0.47以上，超过了美国、俄罗斯，更超过印度的0.36，已经接近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另外，按照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的一项研究，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11.37倍，远远高于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的5.52倍和菲律宾的9.11倍。中国的社会财富占有和社会收入分配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社会财富向直接掌握着权力以及与权力有关系的人们的手中快速积聚，就在我们的宏观经济格局乃至社会的基本安排上产生两个明显的后果：其一，由于富人过富和穷人太穷，就会出现“富人有钱无处花（消费），穷人有钱不敢花”的情形，从而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和长期经济增长乏力——这正是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情形。近些年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家庭消费一直疲软，这也应该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其二，收入差距过大，尤其是机会不平等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自然会加大低收入群体的不满，从而加剧社会冲突，例如游行、罢工，乃至社会动乱。这无疑对实现政府所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在中国宏观经济放缓、企业倒闭、失业增加，尤其是大批农民工失业返乡的现存格局中，这一问题显得更加突出了。
　　（3）即使低收入家庭收入增加了，大多数低收入家庭还是不敢消费，而是将有限的钱存储起来。为什么是如此？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体制改革不到位，导致大多数低收入家庭有钱不敢花，而是存起来以备生病、失业和支付子女教育方面的开支和其他不虞之需。从社保方面来看，按照一些国际组织的最近数据，发达国家用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一般在30%~50%，而连续几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11%~12%。另外不得不指出的是，尽管国内生产总值猛涨，政府财政收入自1994年以来几乎每年都双倍于甚至三倍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但在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直接维系民生的公共文化与公共卫生等财政投入却落在世界各国的末尾。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新近数据，中国目前投入医疗的钱还不足国内生产总值的1%，在196个国家的排名中排行第156。医保、社保不到位，政府投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也比较低，更影响了人们的消费和储蓄倾向。譬如，按照国家统计局2008年统计年鉴所给出的数字，多年来，我国国家财政性的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在3.0%以下徘徊，2005年仅为2.82%，2006年为3.0%。2007年，这一比例有所提高，达到了3.32%，但还远未达到政府前些年提出的在20世纪末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的目标（见图1　2）。从全世界来看，目前全世界各国仅投在高等教育的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值就为4.8%，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也为4.2%。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经费总投入比例实在是“少得可怜”。
　　但是，不知道是世人太愚蠢，还是我胡涂，没有一个能够谈心的知已朋友，就这样在惆怅中打发走了好几年光阴。你是个曾经干过这一行的，也许能稍微知道些内情。希望你替我想个好办法吧！”
　　辰雄一听，不禁感叹道：“你和我的心竟不谋而合，我为国家担忧的不外乎是这一点。我一向忧虑道德的沦亡，慨叹人情的菲薄。然而当道的人大半都是些自己沉沦在浊流里还不知觉悟的家伙。所以同道的少，仇人多。可是，我一直不肯放弃自己的信心，最后终于被两三个正义之士所赏识了。现在已经达到愿望，能够着手举办自己的事业了。虽然好像是我在你面前说大话，可是希望你把我当作榜样，尽管世道与你不相容，你却不可轻易放弃，要制造出一个满意的作品。我情愿负担一切费用。当然啦，你是个廉直的人，一定不肯接受我的意见，以便唤醒同行们，为国家谋利益才是道理。说起来我国出产的石陶器虽然价廉，质量却远不及英、法、意等国，只有萨州出产的陶器，土质釉料都胜过外国，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特产物。可惜画工们不争气，批发店老板更不像话，害得这个行业萎靡不振。我很为这个现象惋惜，多年来一直挂在心上。现在我俩的想法竟不谋而合，这也可以说是时机到来了。你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辰雄热心地鼓励着籁三。
　　籁三眼里含着感激的眼泪，生平头一次向人道谢说：“那么，麻烦你了！”
　　辰雄没听他说完就拍拍胸脯说：“一切都交给我办好了！”
　　过了没几天，人人谈论着三田地方的土木工程的时候，有一件新闻惊动了陶艺画工们。据说是那位隐居在如来寺前青草深处、三年来一直默默无闻的“愤世先生”这回要显显他的本领了。喜欢奚落比自己高明的伙伴是人之常情，同行们当面或背后都诽谤籁三。但如今已经有了可靠支援的籁三反而觉得他们可笑，泰然自若地开始了素描。他选定的材料是沈寿官精制的细陶，作品是他素来喜欢的一对带坐儿的三尺高的细口龙耳花瓶。再过几个月就能瞧见百花齐放、金光灿烂的成品了。籁三的心已经飞向幻想中的将来，他想象中的人物景色一一浮在眼前。他不禁莞尔一笑，觉得连王侯贵人也不及他快乐，仿佛置身远离尘世、凌风驾云的仙境，这样光阴不知不觉地消逝着，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第二，要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上做些文章，扭转并切实改进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在快速和较大程度上提高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收入的同时，要有意识地且大幅度地降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和份额，并通过推出一些财税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提高政府财政收支的透明度，加大人大代表对各级政府财政收支的监督，推行依法行政和阳光财政，从而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的渠道和可能。这将是改进中国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仍在不断拉大之现状的根本之策。
　　第三，尽快推出能使全社会绝大多数城乡居民得到真正实惠的医改方案，并投巨资加强社保体制的建设。譬如，在未来的财政预算支出和4万亿诸如此类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案中，要真正舍得切出一大块来用于医改和社保方面的支出。在目前财政状况相对还比较宽余的情况下，与其花巨额资金来扶持生产能力已经大幅度过剩的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九大产业，与其把巨额资金投向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码头等已经相对宽余的——如果说还没达到过剩的程度的话——大型工程和设施的建设，不如在目前相对宽余的政府财政收入的情况下，把巨量资金投于医保、社保、教育以及科学、文化等公共服务部门，从而提高全国的医疗效率、教育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以及教科文卫的服务水平和效率。反过来说，只有医保、社保搞好了，普通家庭子女的教育投资的私人花费相对减少了，人们才会对未来有确定的预期，才敢花钱，才敢消费。也只有这样，居民家庭消费和国内需求才会被真正撬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才会是可持续的，才会走向一个财富增加拉动消费、消费增长拉动投资、企业投资扩张推动整个经济增长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相反，如果把这4万亿乃至18万亿诸如此类的刺激经济增长巨额资金仍然投在什么九大产业和大型工程项目上，结果将会是内需依然拉动不起来，却加剧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过剩。这样做下去，即使在短期中保住了经济增长的速率，却把更多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推向未来，使我国经济在未来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和更长久的问题。
　　最后也必须指出，除了上述三个可考虑的宏观政策选项外，深化金融体制建设与改革，使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更加透明、规范和公正地运作，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保持股市稳定的增长，对拉动内需也有诸多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只有社会绝大多数人觉得手中的财富不断增加了，经济才会走向一个良性的循环。
　　因为，只有当人们时时感到手中的金融资产和财富不断增加，并对未来有较为确定的预期，他们才敢花钱，才敢消费。由此来看，尽管股市的稳定和繁荣乍看来与内需没有直接作用，但在现代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千丝万缕地连接在一起，从而人们手中的金融资产和货币资产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分不清的情况下，只有股市的持续繁荣，才会有持续的消费增加和持续的投资增长。从这个意义来说，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繁荣应该是实体部门的真实增长的先导和点火器。从这一视角来看，在实体部门经济步步趋冷的格局中，决策层应该采取实实在在的措施，推动股市、期货市场发展以及债券发行规模，并积极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从而通过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来提高人们的信心，来切实增加人们手中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财富。这样做了，会进一步促进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投资欲望，从而提高人们的信心，以促使整个经济尽快复苏。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在目前国内宏观经济的基本格局和世界经济趋于衰退的大环境中，要真正启动内需，要确保中国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的长期增长，在目前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实施新的“减税计划”，大幅度地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负，并加大在医保、社保、城乡公共设施和其他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改变目前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以及再分配向政府倾斜、财富越来越向国家转移和集中的趋势，并要彻底改变积累率远远高于消费率现实格局，真正实现“让利于民”和“藏富于民”。只有这样，才能预期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逐步富裕的同时，要让全体国民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这样才能够彻底消除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目前所面临的内需不足的瓶颈问题。
　　本文发表于《理论学刊》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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