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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币值之争 　　自美元荣登上世界货币的神坛，美国人就开始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建立以美元汇率体制为基础的“公平市场”。而所谓的“公平”，也就是美国人为自己披上的一块遮羞布。当不少国家被美国人指责操纵汇率时，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美国人自己。为了维护美元“神权”，美国人以其强大的金融实力为基础，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与各路豪强进行着币值之争。 　　剑锋所指，所向披靡：金融海啸中的货币战 　　咄咄逼人：亚洲金融危机 　　戈尔茨坦的预言 　　亚洲被世界上公认为新千年的一个巨大的新兴市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当西方发达国家在衰退中苦苦煎熬，西方文明的陨落似乎就在眼前闪现之时，东南亚经济增长却势如破竹，所向无敌，令世界为之惊叹，连那些一向目中无人的美国人也自愧不如，心中充满着嫉恨。被人称“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更是其中的佼佼者，特别是中国香港逐步成为了世界上又一新的金融中心。美国人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他们在亚洲的影响力正逐步削弱。对于亚洲的崛起，狡猾的美国人开始谋划一场足以洗劫整个亚洲财富的危机。繁荣的发展景象蒙蔽了亚洲人的双眼，他们没有看到隐藏其下的危机正在悄然来临。 　　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开始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当时间来到20世纪90年代，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为世界所瞩目，发达国家开始逐步正视这一股新兴的亚洲力量。然而，长久以来的快速发展也让他们开始滋生自大的情绪。“自大让人盲目”，90年代中期，东南亚国家不约而同地开始了一场“大跃进”，加快金融自由化步伐，以求驱动经济新一轮的快速增长。他们认为，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而亚洲的世纪即是东南亚的世纪，东南亚将会成为新世纪整个世界的权利中心。此时的东南亚各国政府，在美国人的推波助澜下，不顾一切从海外银行和金融机构中借入大量的中短期外资贷款，使得国家的债务额与国家储备不相上下，有的甚至是远远超出。其中，单是一个小小的泰国，其外债就曾高达790亿美元。东南亚国家就在这样一派虚假繁荣的表象下，积累起一场席卷整个东南亚的暴风骤雨。 　　然而，被舶来的葡萄酒灌了个头重脚轻的东南亚人却忽视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东南亚过去几十年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外延投入的增加，而非单位投入产出的增长。这种不良的增长模式极度透支了国家信用，也就是说，他们自身并没有保持高速增长的条件，但是为了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速度，就转向依靠外来“输血式”的发展。一旦外来供给被切断，他们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这就好比一位爱美的时尚女郎，每个月的收入非常有限，但却狂爱购物，怎么办？只能通过狂刷信用卡来买回一袋又一袋的漂亮衣服、化妆品等等。购买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下个月怎么还上欠款却不知道，所以只能是不断地透支信卡，不断地欠账。日积月累，信用卡的漏洞越来越大，自己更加堵不上了，只能看着呆账、坏账，最终等着银行找上门。因而，在如此局限的增长模式基础上，东南亚各国政府竞相放宽金融管制，与世界顶尖金融强手争吃大金融市场的“蛋糕”，无疑是在沙滩上兴建摩天大楼，隐患重重，极易被外力击破。此时的东南各国货币就如同“赤裸的羔羊”般毫无防备之力，极易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国际游资冲击。 　　199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莫里斯?戈尔茨坦（Morris Goldstein）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上发出预言：依据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危险信号衡量，在东南亚地区诸国，各国货币正经受着四面八方的冲击，从而有可能爆发一场不亚于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大灾难。尤其是泰国，危险的因素更多，更易受到国际游资的冲击，发生金融动荡。然而，戈尔茨坦及其所代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东南亚国家并不那么受欢迎，因为前者被亚洲的后起之秀视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言人和装饰品。在这些昔日的殖民地国家的领导人看来，相信他（它）们无异于出卖本国的民族利益。因此，戈尔茨坦的预言并不但没有引起东南亚各国的重视，反而引起反感。当东南亚各国都沉醉于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奇迹的时候，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已经被一个狡猾的猎人设定为了攻击目标。 　　“狼来了”——“金融杀手”索罗斯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金融大鳄”、“一只假寐的老狼”是这个金融怪才的世界级称呼。东南亚的经济发展陷入的“怪圈”，早就被老谋深算的他就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索罗斯是一个惯于钻牛角尖及吹毛求疵的人，东南亚出现了如此巨大的一个金融漏洞，自然逃不过他的掌心。他一直在等待着最后机会的到来，他要捞一大笔，创造出另一个类似于击垮英格兰式的奇迹。早在1993年时，索罗斯就联合了一些套利基金经理开始围剿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希望以此作为突破口。但无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Datuk Seri Mahathir Bin Mohamacl）采取强有力的回击措施，加强了对本国资本市场的控制，维持住了低币值的林吉特，索罗斯及一些套利基金经理无机可乘，败兴而归。但索罗斯就是索罗斯，轻易言败绝不是其风格，马来西亚的小败对其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而已，他的一只眼睛死死地盯着东南亚地区的货币市场，等待着下一次机会的来临。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南亚各国的经济过热现象越来越明显，通货膨胀严重。各国采取通过中央银行采取不断提高银行利率的方法来应对，这无异于自己挖了个让自己陷进去的洞。而更可悲的是，银行业也在大肆借入美元、日元、马克等外币，炒作外币，加入投机者的行列。所以，本来就脆弱不堪的资本体系也就更加不堪一击，东南亚各国中央银行即便是知道短期外债的剧增会因为遭遇外国游资突然大幅撤走而发生金融震荡，但是就像瘾君子一样，在自由的市场下，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早在1995年，新加坡的克罗斯比证券（Crosby）公司对亚洲七个国家经济状况作了一份研究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一方面详细分析了东南亚各国国内的基本状况——劳工素质低下、贸易收支恶化、通货膨胀上扬，正面临经济过热的危险；而另一方面，又指出了这些国家又因超额生产能力、企业债台高筑以及缺乏高等教育和技术劳工等，将遭遇“成长性的衰退”（Growth Recession），有可能陷入一场可怕的经济危机之中。克罗斯比公司认为东南亚企业普遍“乐观的错误”高估了房地产供给、制造业的产能和公司人员规模，有关当局加快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步伐，往往又会对“乐观的错误”推波助澜、火上浇油。整个东南亚地区出现了一片经济泡沫，整个市场被蒙蔽在一片虚假繁荣之中，俗话说“旁观者清”，索罗斯知道，机会快来了。他将目光牢牢地锁定在可早已既定的目标——泰铢。 　　在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市场中，泰国的自由化程度最高，秦铢紧盯美元，资本进出自由。早在1992年，在快速发展的繁荣经济次刺激下，自大的泰国人不可自己地膨胀出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以曼谷取代即将回归中国的香港，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金融中心，成为第二个香港。在这种简直就等同于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想法的推动和刺激下，泰国政府一厢情愿地对外国资本敞开了金融市场大门。果然，外国银行带来了大量低息美元贷款，泰国金融业就此大尝了甜头，财源滚滚，乐不可支，并开始对诸如房地产等基础产业产生浓厚兴趣，结果许多银行一窝蜂似地把近30%的贷款投向了房地产业。但是，随之而来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不振使得银行呆账、坏账激增，许多贷款难以收回，资产质量严重恶化。肆意挥霍低息资本，巨额所需项目赤字极易引发金融危机。1996年泰国所需项目逆差已相当于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8.2％，而1994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债务危机那一年也只不过为7.8％。所以，东南亚资本市场上最薄弱的环节就是泰铢了。此时的索罗斯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果断地向属下的基金经理们下达了进攻的信号。一时间，泰国金融市场上市风起云涌，大批的国际炒家闻风而至。泰国政府和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展开了激烈的对决。 　　1997年3月，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问题，索罗斯及其他套利基金经理开始大量抛售泰铢，泰国外汇市场立刻如遭遇海啸般波涛翻滚。泰铢急速下滑，仅仅两个月就跌至1美元兑26.70铣。面对如何混乱的“战局”，5月下旬，泰国的中央银行倾全国之力，开始了一场针对索罗斯的反围剿行动。泰国中央银行第一步便与新加坡组成联军，动用约120亿美元的巨资吸纳泰铣；第二步效用行政命令严禁本地银行拆借泰抹给索罗斯大军；第三步则大幅调高利率，隔夜拆息由原来的10厘左右，升至1000至1500厘。三管齐下，新锐武器，反击有力，致使泰抹在5月20日升至历史新高位。泰国政府的强硬举措，使得索罗斯大军措手不及，损失了近3亿美元。但索罗斯为了这一刻，已经卧薪尝胆多年，他对此次的计划是志在必得。 　　索罗斯凭借其敏锐的直觉，认为泰国央行已经是黔驴技穷，他们已经使出了所有的应对招数。泰国政府此时的胜利只不过是其大难临头前的回光返照而已，只要自己再努一把力，就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到时在就不会有人能够再挽救泰国人的命运了。 　　1997年6月下旬，索罗斯筹集庞大向泰铢发起第二轮猛攻，秦铢狂跌不止，交易商疯狂卖出泰铢。泰国政府动用了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150亿美元的国际贷款企图力挽狂澜，但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到了7月份，泰铢再也挺不住了，泰国政府不得不改变了维系13年之久的货币联系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从而引发了一场横扫东南亚的金融风暴。 　　泰国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就下降了17%，美元对泰铢已跌至1美元兑32.63铢的历史最低水平。泰国政府被国际投机家一下子卷走了40亿美元，许多泰国人一天之内成为赤贫。泰铢的崩溃并没有满足索罗斯的胃口，他料定在泰铢崩溃的影响下，其他的东南亚货币也必然会随之崩溃，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资本炒家的猎物。索罗斯此时的想法也就是美国人的想法，他们要借此良机，将东南亚各国洗劫一空，打破他们意图取代西方强权的美梦。 　　8月，马来西亚无奈地输掉保卫林吉特的战争。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被连累得疲软之极，印尼虽被攻击的最晚，但受到的冲击也最为严重。10月下旬，索罗斯等人成功横扫东南亚国家之后，移师中国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雪上加霜的是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美元兑港币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7.7500港币的心理关口附近。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211.47点；28日，下跌1 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中国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合作，联手打击索罗斯的投机活动，力保现行汇率制度。索罗斯一连串的出手均被打得落花流水，香港征战损失惨重。面对中国政府和中国香港的联合打击，索罗斯败走于此。但是，索罗斯账户中新增的数十亿美元却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他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索罗斯扫荡之后的东南亚各国，工厂倒闭，银行破产，物价上涨，这些国家几十年的经济增长顷刻间化为灰烬，百亿美元之巨的财富一夜间被刮走。资本市场的风云变幻与跌宕无情，东南亚各国的人民算是体会深刻。 　　尝到1997年金融风暴滋味的绝不仅仅只是东南亚各国的人民，东北亚地区的韩国、日本也被牵连其中。韩国对美元的汇率一度跌至创纪录的1008∶1，韩国政府实在捱不过去了，就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份，风暴再次冲击了冬季中的韩国，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一连串的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宣布破产，关于因风暴破产而自杀的新闻，在日本国内是见怪不怪。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金融风暴席卷亚洲 　　1997年结束后，很多东南亚人都大松了一口气，以为魔鬼总算离去。但没想到，1998年的风暴更有飓风的味道，这次最先遭殃的是印度尼西亚了。面对1997年遭遇风暴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制定的对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印尼政府在中国的农历新年过去后就马上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但这个举动激怒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西欧等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大危机中。随即，印尼盾开始迅速贬值，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大关。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印尼无奈，只能低声下气的重新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探讨新解决之道，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宣告暂时平静。 　　有亚洲第一经济强国的日本，并没有因为是美国大哥的同盟者而免遭此罪。东南亚是日元全球化的主要战场，在危机中，日元本来有机会稳定日元的汇率，树立东南亚国家对日元的信心。然而，自私的日本人在危机爆发后，选择了逃避，日元开始后大幅贬值。日元的贬值使东南亚各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他们对日元失去了信任，纷纷开始抛售日元。金融危机中一路走过，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到了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日本经济形势严重恶化，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 　　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们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将亚洲金融危机的风暴推向一个新高潮。香港恒生指数跌至6600多点，香港金融管理局通过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双方对峙了一个月后，国际炒家们再次损失惨重，败兴而归。当然，在这场货币压制与反压制的博弈中，打碎国际炒家的“超级提款机”梦想的不止是中国的香港，强悍的俄罗斯人抱着要死一块死的心态把国际炒家们打得落花流水。俄罗斯中央银行在1998年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虽然直到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但是国际炒家们在俄罗斯的如意算盘也是输得一塌糊涂。 　　1999年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风暴过去了。这场席卷亚洲的风暴让亚洲人记住的不仅仅是经济大跃进的代价、货币贬值导致的一夜赤贫，还有索罗斯。在风暴持续的两年间，人们常常“谈索色变”，过去吓唬孩子时用的是能吃人的大灰狼，现在就变成了能逼死人的老索。人们以为，亚洲人两代人的勤劳成果一夜间就被他搞成这样，多少亚洲人无家可归、魂飞西天，他怎么着也得得了便宜说句安慰话，没想到，人家对亚洲人理直气壮地说： 　　“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从亚洲金融风暴这个事情来讲，我是否炒作对金融事件的发生不会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我并不觉得炒外币、投机有什么不道德。另一方面我遵守运作规则。我尊重那些规则，关心这些规则。作为一个有道德和关心它们的人，我希望确保这些规则，是有利于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的，所以我主张改变某些规则。我认为一些规则需要改进。如果改进和改良影响到我自己的利益，我还是会支持它，因为需要改良的这个规则也许正是事件发生的原因。” 　　也许，在这场货币压制博弈中，老索的这些话是值得吃过亏的亚洲人记住并思考的。这场危机沉重地打击了亚洲经济的发展，美元的强势显露无遗，美元牢牢地压制了其他货币的挑战。 　　风云再起：次贷危机 　　送走了20世纪的亚洲金融风暴，在踏入新世纪没多久，美国人就又再次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意想不到“惊喜”——次贷危机。到底什么是“次贷危机”呢？我们可以首先从单词来看，次贷中的“次”显然是与“先”、“高”、“优”相对应的，是用来形容较差的一方或一方面；次贷中的“贷”就是按揭贷款的意思。“次”和“贷”连在一起就是“次级按揭贷款”的简称，用来指信用低，还债能力低的贷款。 那么所谓的“次贷危机”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次级贷款危机。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最早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但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状态，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得到了快速发展，其间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曾有短暂回落，2000年以后，由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进入一个兴盛时期，2003年～2005年增长格外迅速。 　　次级按揭贷款是国外住房按揭的一种类型。一些贷款机构之所以给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贷款，是因为贷款人在利率和还款方式上，需要被迫支付更高的利率、并遵守更严格的还款方式。在房价高涨的时候，由于贷款时用来抵押的物品价值比较充足，贷款基本上不会产生问题；但房价下跌时，抵押物品价值不再充足，按揭人收入又不高，所以就面临着贷款违约、房子被银行收回的处境，进而引起按揭提供方的坏账增加，按揭提供方的倒闭案增加、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增加。总体说来，次级按揭贷款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之所以能最后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危机”这样的“果”，其“因”不是一时一事而形成。 　　奇思妙想——面向穷人的“贷款” 　　根据我们的理解，银行的贷款客户一般情况下都是信用良好，有可靠的还款能力的有钱人。那么，我们下面接触到的次级贷款，就是实实在在的面向穷人的“贷款”。这一伟大的发明创造是由美国人开创的，他们依靠美元所拥有的国际货币铸造权，不仅使美国政府习惯了提前消费，而且使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斥着“预支未来”的情况。美国政府向来以不干预市场为宗旨，喜欢推行自由主义的不干预市场的政策。所以，美国人民在自由的市场环境下，提前消费的胆量就越来越大，贷款也就成了非常普遍的事情。看着美国人民开着的汽车、住着的房子、背着的LV包等等，其中很多都是按揭贷款购买的，只要你能按月偿还贷款就行。可是美国也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各个阶层的生活水平都一致，有很多低收入者或者工作不稳定者，但他们也有着同样的“居者有其屋、行者有其车”的美好愿望，怎么解决呢？通过贷款可以吗？按照银行的信用评估体系严格来说，肯定是“No”，因为他们是属于信用等级达不到标准的“次级贷款者”。次级贷款业务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一些精明的贷款投资机构对此有着很多的奇思妙想，他们开发了形形色色的新兴的抵押贷款产品。从本质上来讲，只要你答应付更多的利息，对我们的规定言行俱从就可以得到实实在在的贷款。 　　第一种是无本金贷款。这种抵押贷款允许借款人在某一段时期内不必支付本金，只是每月支付利息即可。但超过这个时期以后的余下时期里，借款者必须以一个较高的比率分期偿还本息。这种方式对于很多低收入家庭来说，比较具有吸引力，因为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只需支付少量的利息就可以购买房子，如果房地产价格趋向上升，他们可以用仅付利息抵押贷款购买房产，等到需要支付本金的时候再将房子卖出去偿还本金，便可以获得房产价格上升的收益。万一房产价格趋向下降，他们还可以放弃作为抵押品的房产，不再支付抵押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其损失是已经支付的利息。 　　第二种是2/28可调整利率贷款。这种抵押贷款开始实行固定利率，经过一段时期以后转换为浮动利率。如果购房者借入了30年的2/28可调整利率贷款，在前两年以较低的固定利率偿还利息，从第三年开始，利率将重新被设定，采用一种指数加上一个风险溢价的形式。一般而言，即使这段时期内市场利率没有发生变动，从第三年开始该抵押贷款的利率也会显著提高。 　　第三种是选择性可调整利率贷款。这种抵押贷款允许借款人选择支付结构，既可以从一开始就分期偿还本息，也可以仅付利息然后分期偿还本息，还可以每月支付一个最低限度的款项：这个最低限度的款项通常低于每月仅付的利息，但是其差额部分将自动计入贷款本金，这种方式称为负摊销。但这种贷款方式的最大不足是，借款人最终应偿还的本金金额要超出最初的贷款金额。 　　第四种是无首付抵押贷款。这种抵押贷款允许借款人只支付少量首期房款或者不需要支付首期房款，并且不需要购买个人抵押贷款保险就可能取得贷款。在美国，发放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通常要借款者支付房价的20%作首付以降低贷款风险。近15年来，越来越多的抵押贷款只需要借款者支付少量的首期房款；在2000年以后，已经有16～17%的抵押贷款不必支付首期房款或者只支付不到5%的首期房款，大约有43%的首次购房者是以不必支付首期房款的方式取得抵押贷款。 　　不论形式如何创新多样，贷款机构坚信“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的真理，特别敢于承诺让贷款者在还款的前几年内进行低还款，等过了那段时间以后，还款压力在一步两个台阶地大步上升。而购房者之所以选择以上贷款品种，除了自己没有太多钱的主要原因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预期房地产价格将会持续上升，即使到时不能偿付本息，也可以通过出售房地产或者再融资来偿还债务。但老百姓毕竟不是专业人士，这种预期是基于市场利率不会出现大幅上升和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的前提之下，一旦市场利率上升和房地产价格下跌同时出现，则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出现动荡也就在情理之中。 　　移花接木——风险转移第三方 　　贷款机构是傻子吗？他们为什么明知自己是无权吸收公众存款，而主要依赖贷款的二级市场和信用资产证券化回笼资金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却还将自己大笔的钱哗啦哗啦地贷给一些信用分数低于620分、收入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次贷者呢？其赤裸裸的目的只有一个——赚钱。但“房地产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的格言，贷款机构也是非常明白的。所以，看到在短短的时间内，自己的钱就如同流水般分散到一群基本无还贷能力的穷人手中，不由得就会嘀咕一下：“能收回来吗？就这样等个30年、40年？”这些贷款的老总们腰包里也不可能有这么多放贷的钱。但是，这些投资机构中永不缺乏的就是一群群对金融行业了如指掌的金融人才，他们熟悉美国经济运行规律和规则的，了解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有多大。所以，既要收暴利，又要风险最小化，通过他们精明脑瓜的谋划，拉个合伙人来分担风险，就成为“必须的”了！ 　　然而，风险如此之大，他们如何才能给风险找到下家呢？金融机构为次级贷款精心设计，穿上了华丽了外衣——“次级贷款证劵化”。 　　某些金融机构发放了许多住房抵押贷款，他会把所有这些住房抵押贷款捆绑在一起组成一个“住房抵押贷款池”，发行以这个住房抵押贷款池为基础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RMBS）。这样，一只债券（已经证券化了）就被创造出来。该债券的收益来自住房抵押贷款的贷款收益,但是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也传递到该债券。发放住房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将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RMBS）卖给投资银行家,从而将风险也完全转移给投资银行。在证券化过程中，涉及十多个参与机构。其中包括发起人(住房抵押贷款金融机构)、住房抵押贷款经纪人、借款人、消费者信用核查机构、贷款转移人、特殊目的机构（SPV）、评级机构、包销人、分销人保险公司、特别服务提供者、电子登记系统和投资者等。在证券化过程中，SPV发挥了重要作用。SPV购买或根据某种协议获得次贷的所有权或处置权，然后将这些成千上万、五花八门的次贷捆绑在一起。以这些次贷为基础，相应的发放债券（SPV的负债）。这就是说，原本是住房抵押贷款金融机构和借款人之间一对一签订的、各不相同的一些住房抵押贷款合同，被住房抵押贷款金融机构转卖给了SPV，而后者将其打包之后，又以债券的形式卖给了投资者，这些债券就是所谓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RMBS），这就是次贷被证券化的基本过程。 　　投资者因为购买RMBS而获得固定收益，但同时也要承担债券违约风险。而住房抵押贷款金融机构由于已经将其对借款者的债权转给（或卖给）了SPV，因此将不再承担借款人的违约风险，当然，它也不再享有获得借款者所支付的利息和回收本金的权利。对于一般基金来说，对应于同一资产组合，一只基金所发行的基金债券是完全相同的，即基金债券投资者所承担的风险和享受的收益完全相同。与一般基金不同，尽管所对应的是同一资产池（由大量次贷构成），SPV发行的RMBS却有不同等级。RMBS的等级是根据约定的现金分配规则确定的。投资者可以选择购买同一RMBS的不同等级，从而获得不同回报和承担不同风险。 　　但是，次贷的证券化过程并未止于RMBS。由于中间段级RMBS信用评级相对较低，风险较高，而发行RMBS的金融机构希望提高这些资产的收益，于是以中间段级RMBS为基础，进行新的一轮证券化，即以中间级RMBS为基础发行债券，被称为担保债务权证（CDO）。CDO的本质就是债券，通过发行和销售这个CDO债券，让债券的持有人来分担房屋贷款的风险。 　　CDO资产池的资产已经不再是次贷，而是中间段级RMBS和其他债券。根据同RMBS 类似的现金收入流的分配规则，CDO也被划分为不同段或等级：优先段、中间段、股权段。现金收入流首先全部偿付优先段CDO投资者，如果有富余，则将偿付给中间段CDO 投资者。最后的偿付对象是股权段CDO投资者。同MBS 的情况相同，如有损失，股权段所有者将首先承担损失。由于股权段CDO 投资者风险最大，因而投资收益率最高；而优先段CDO 投资者风险最小，因而投资收益率最低。不仅如此，中间段的CDO 又会被进一步证券化并作为另一个CDO的基础资产。这种过程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于是出现了可形容为CDO平方、CDO立方……之类的证券。 　　所以，次级贷款的证券过程不但是一个次贷被证券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衍生金融产品被创造出来的过程，这个过程推动着美国的一个低收入者同当地某一住房金融公司签订抵押住房贷款合同所产生的风险，随着住房抵押贷款→RMBS→CDO→CDO平方→CDO立方→……这一过程就被传递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不只是只有美国人自己再购买，整个世界都在购买。理论上，这一风险传播链条可以无限期地循环往复下去，但随着2006年的到来，风光了整整5年的美国房地产从顶峰重重摔了下来，这条风险传播链开始断裂。因为房价下跌，优惠贷款利率的时限到了之后，先是普通民众无法偿还贷款，然后对冲基金大幅亏损，继而连累保险公司和贷款的银行，花旗、摩根等银行相继发布巨额亏损报告，同时投资对冲基金的各大投行也纷纷亏损，然后股市大跌，民众普遍亏钱，无法偿还房贷的民众继续增多……最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2007年，随着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美国的“两房”相继出现了危机，美国政府宣布对它们实施托管，暂时在短时间内防止了房地产市场的崩盘。但是，次贷危机就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对全球的经济带来了连锁性的打击——第一块：引发放贷机构收回房产；第二块：所有非政府债券资信下降；第三块：通过杠杆放大百倍对冲基金；第四块：日元瑞郎等套利交易砍仓；第五块：美及其他国家消费者信心受挫；第六块：套息交易恐慌性结利；第七块：股市一度出现恐慌性抛售……危机迅速波及全球的各个角落，给全球的金融市场带来了沉重打击。 　　痛定思痛：危机中的反思 　　汇率在危机中的角与色 　　汇率，作为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调节杠杆，如今已经在浮动制的路上走了四十多个春秋。无论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美国的次贷危机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货币压制与反压制博弈中，汇率这个词汇是用到最多的词汇，在压制战中，汇率战是其中心战役，究竟在两次危急中，汇率的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究其根本——汇率失调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起始就是泰国宣布放弃钉住汇率制而改行自由浮动汇率制。此后，多米诺牌效应开始，旷日持久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大幕由此拉开。这场危机席卷了东南亚地区的大部分国家，连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都没有幸免于难，韩国、日本和俄罗斯的金融市场也在全球股市的激烈动荡中损失惨重。 　　有专家分析，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直接原因在于实行僵硬的汇率制度。这场危机酝酿阶段，泰国实行的是缺乏弹性的钉住汇率制。所谓的钉住汇率制，是指一国货币与其他某一种或某一篮子货币之间保持比较稳定的比价，即，钉住所选择的货币。本国货币随所选货币的波动而波动，但相互之间的比价相对固定或只在小范围内浮动，一般幅度不超过1%。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由于钉住汇率制较少调整与被钉住货币的汇率平价，它是介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之间更靠近固定汇率制的一种汇率制度。这种汇率制的优点是，有利于本国货币的稳定、治理国内恶性通货膨胀、稳定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关系，也有利于提高一些经济实力不强的国家的货币的信誉和地位。当时的泰国举国借债，海外投资盛行，实行钉住汇率制就可以便于投资者做成本和收益结算，有利于国际贸易结算，有利于增强国际投资者信心。 　　但是，钉住汇率制也有明显的缺点，就是容易是一国经济政策失去独立性。而且，如果新兴市场国家与国际市场存在紧密联系，其钉住汇率制度就更容易遭受投机性的攻击和可能导致经济失衡的积累，这样的历史教训可谓比比皆是，远的不说，单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几次全面体制性经济危机，都在一定程度上与钉住汇率制度有关，例如，1992年的欧洲，1998年的俄罗斯、巴西金融危机，2000年的阿根廷、土耳其等等。与之形成明显对比的例子是同时期那些实行灵活汇率制度的国家，避免了那些采用钉住汇率制的国家出现的危机，如以色列、南非、墨西哥等。同时实行资本管制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安然度过了这些危机，如中国。可以说，在新兴市场国家实行浮动性汇率，有助于在危机中承受较大的冲击。 　　另外，实行钉住汇率制的国家有义务在外汇市场上通过买卖该种货币，影响货币供求关系，以维持本国货币与被钉住货币的固定比率或使其浮动保持在一个预定幅度内。如果政府实行干预，很容易高估实际汇率，从而使国际投机家有机可乘，造成货币贬值。国际游资对此类汇率制的冲击表现为国际金融市场上投机力量与被冲击国中央银行围绕是一个相对固定的汇率水平，进行抛售本币与反抛售本币的争夺。这种争夺的直接结果若是被冲击国干预失败，会引起巨大震荡。所以，正是由于泰国所实行的这种看似利己的汇率制，实则为自己以后遭遇冲击埋下了祸根。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泰国深层次的金融问题为汇率失调再次留下隐患，比如，在开放过度的金融市场，金融监督却不到位；本来就脆弱的银行体系内，呆账坏账的比例却上升不断；外债数目巨大，比例也不合理；地区之间经济结构雷同发展，经济泡沫化却同时伴随……所以，在这样千疮百孔的国家内部，汇率制度的变化成了金融动荡的导火索。 　　牙买加体系允许成员国自主选择外汇制度和安排，一国如果想从钉住汇率走向自由浮动汇率并不是不可能，也非不可行，但需要一定的约束条件，尤其是走向浮动汇率制度的时机选择，关键要在货币汇率维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上。由于在一夜间，仓促的将钉住汇率制改为浮动汇率制，就造成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的资金供求失衡，长期积累的贬值压力促使货币出现突发性大幅贬值，造成了市场信心丧失，资本不断大量外逃。“羊群效应”逐渐显现，一连串的东南亚国家相继发生资本大幅撤离现象，金融危机成为全面性经济危机。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全面否定钉住汇率制，并得出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的结论，我们只是客观分析它在东南亚危机中的角色。同时，我们更不能将浮动汇率制看成是安全无忧的汇率制方式，菲律宾在1997年金融危机发生前就开始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了，但在也没有逃脱灾难性打击。我们以上的分析，所能得出的理性结论就是，选择的汇率制度适合与否，须经市场规律的检验，须适合该国的经济、政治形势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虽然从汇率制度发展趋势上看，总方向是朝着浮动汇率方向发展，但对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如何“趋钉住汇率之利”，同时“避浮动汇率之害”对于避免危机的发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选择合适的汇率制度的同时，还要实行进行管理，这才是更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的。对管理汇率制来说，主要是使本币汇率建立在相对均衡的供求关系之上，既避免了大落大起，又保持了一定弹性，主要包括：对资本项目采取严格的监管措施，合理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和产业比例，防止股票、房地产经济过度膨胀和经济泡沫化现象，清理和防范银行呆坏账，保证银行体系稳健运行等等。 　　追根求源——次贷危机中的汇率之争 　　美国的次贷危机是爆发于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家的金融危机，而东南亚金融危机是爆发于国际货币体系外围国家的金融危机。有专家分析，美联储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资金的流入营造了美国金融市场的持续低利率环境，加上监管缺位下的金融机构的违规操作，都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所以，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危机时代中汇率之争的结果。 　　美国次贷危机的传递途径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传递途径是截然相反的，前者是中心国家→外围国家→外围国家，而后者是外围国家→中心国家→外围国家，由于外围国家的危机没有触及中心国家的金融市场，一般只会在外围国家发生区域性危机，不会造成波及全球的系统性危机，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没有波及欧美等国的根本原因，而如果是中心国家内部出现金融危机，那么就很容易通过连锁传导的溢出效应影响到外围国家，继而形成全球系统性危机，次贷危机的国际影响力就是明证。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大的资本市场，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国家，美元是世界货币，所以如果在美国内部发生金融危机或美元崩溃，必然会引起高达数十万亿美元的国际资本在不同市场与不同区域内的重新分配，从而导致国际资本流向和主要货币汇率的剧烈变化以及国际投资和贸易格局的改变。 　　在外围市场中，我们首先来看日本的情况。次贷危机发生后，日本金融业迎来了梦魇般的日子。数据显示，日本四大银行——三菱UFJ、瑞穗金融集团、三井住友和住友信托银行2007至 2008财年次贷相关亏损预计达47亿美元，约合其预期利润的近30%。此外，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日本最大证券公司野村控股株式会社2007年第三季度的利润下滑71％。美国此次爆发的次贷危机对整个日本经济而言是一个沉重打击。更让日本感到威胁的是，次级贷危机对日本利率、尤其是汇率的冲击巨大。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首席日本经济学家Robert Feldman曾表示，美联储已大幅降息，日本央行已经没有降息的余地；如果美联储继续减息，或意味着日元将继续升值。而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不可能入市干预，这可能导致投资者进一步押注于日元升值。如果日元汇率上升，则日本出口商的利润将受到拖累，从而对日本的整体经济前景不利。日元的例子说明，在次贷危机中所有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财富损失，会由世界所有持有美元资产的国家来分担，而最先分担的就是与之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 　　危机爆发后欧洲市场也没有独善其身。在美国之外，欧洲是另一个最大的资本市场中心，如果美元有朝一日崩溃，那么国际资本将从美元向欧元流动。由于欧洲各国也拿了很多美国的次级债务及相关衍生金融品，因此，欧洲金融体系也受到了次级债务的剧烈冲击。欧洲的瑞士联合银行，英法德等国家的银行也因持有巨额次债及相关金融产品蒙受了巨大损失，欧洲央行一度投入巨额资金参与救市，甚至多过美国。由于次贷危机源于美国国内，欧洲就算再经受打击，其后果也不会超过危机对美国的影响，所以，次贷危机发生后，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在不断上升，欧元不断强化对美元的升值态势，如果这种态势持续下去，欧洲将会成为国际资本流向的首选，对于这种可能，美国已经有所担忧，美联储已经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手段支持市场流动性、减缓经济下行风险，先后四次量化货币宽松政策，向金融业投入巨资救市。美国最想预防的就是，欧洲升值尽量不要超过1.6美元，一旦超过，美国为保住世界货币市场中心的地位，可能会再打一场海湾战争，以打乱欧洲的周边安全环境，打压住资本大幅流向欧洲的态势。 　　在美国的次贷危机中，国际资本是从中心国家向次中心国家（例如：美国、日本、欧洲等国），然后再向边缘国家流动，这些边缘国家中，最值得重视的就是中国了。美国推出的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后，美元进一步贬值，包括欧元和日元在内的世界货币体系中不情愿地走上了“被升值”的道路，而搭上这一波的还包括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蔓延到中国后，一方面，在美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中国趋紧的货币政策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近几年，在国际收支不平衡和流动性偏多的情况下，为了缓解国际游资投机人民币的压力，中国央行倾向于把人民币存款利率与美元存款利率保持一定的距离。自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为应对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采取了减息等货币政策措施，这些都加剧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美联储大幅减息，中美利率差形成倒挂。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到2008年6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超过18%，其中，仅2008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就高达6.5%。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的后果是，削弱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价格优势，同时相应的提升了美国产品的出口价格竞争力。 　　对此，中国政府采取了快速、有力的财政货币政策措施，使中国经济比美、欧和其他国家从危机中更快、更稳地复苏，同时自2009年11月起美元跌势停止转为缓慢升值。伴随着美国国内中期选举的临近，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迫使人民币不断升值来实现其出口翻番计划。但中国的举措，使奥巴马政府开始担忧其翻番计划会受阻，所以，就带头呼吁加大施压人民币升值的力度。 　　对人民升值施加压力的还有欧洲和日本，自2010年9月，日本政府入市干预日元升值后，欧洲国家和日本就都希望人民币升值来缓解它们的升值压力，加上一些新兴市场因国家贸易结构与我国相似，国际市场有交叉，也希望人民币升值好让出一些国际市场。有学者指出，从2010年9月至10月，包括巴西、泰国等国家的政府都采取了“非常”的手段来限制资本流入和抑制本币升值。各国政府“大合唱”的局面一经形成，在舆论上对人民币形成了更大的压力。 　　对此，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张明曾分析到，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金融部门通过过度举债为全球提供最终需求。危机爆发后，随着美国金融的去杠杆化，全球最终需求显著萎缩。发达国家想把本国最终需求留在国内，但新兴市场国家仍想在发达国家最终需求中分一杯羹。这种对全球最终需求的争夺是全球汇率战与贸易战风险凸显的根本原因。汇率战的背后实质上是世界各国对全球最终需求的争夺。 　　在这次次贷危机中不断升级的汇率战，从资本的地域格局看，在这场全球金融风暴中的主要流向改变，是从北美向欧洲和东亚流动，其中东亚的态势更加令人瞩目。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次贷危机中，流入亚洲股市与债市的资金首次超过了流入美欧的资金，达4500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了80%，可以预见，东亚地区的货币可能将是升值最强劲的货币，资本市场也应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更活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汇率的升降及币种之间的利差可能会引导国际热钱的流动方向。这场金融危机的新特征是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崩溃，由于金融产品市场中的国际资本投机性非常强，在金融市场流出的国际资本中，也会有大量的投机资本，这部分投机资本通常被称作“国际热钱”。国际热钱的流动性很强，原来一般主要在证券市场内进行投资活动，但在证券市场崩溃后，有些会进入实物领域，而更多的部分则可能会流向货币市场，因此，次贷危机的深化，会使国际汇率波动更加剧烈。 　　美元在危机中的得与失 　　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依然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占据着货币体系的核心地位，美国通过贸易逆差为其他国家提供美元，而其他国家通过贸易顺差积累美元，然后以购买美国资产的形式保有美元，这也就不难理解美元为何在当今世界被称之为“纸黄金，真霸权”。两次金融危机，美元都从看似危险的危机初始状态，慢慢地回到正常轨道，以至于次贷危机中很多专家评论，祸起美国内部，没伤了美国，却让别国搭上了人力、物力和财力。 　　一石二鸟——美元借金融危机压制欧元和日元 　　随着欧洲市场的整合与货币的统一、亚洲经济实力的不断上升，美元边缘化言论不断，甚至国际货币都已经被多国学术界列在了重要研究课题之列，仿佛未来离美元沉寂已经不远了。但危机到来之后，各国货币的表现提醒了“美元没落”倡导者，要谨言慎行，因为只有山姆大叔才有“气吞山河”的魄力将国内危机“做大”成世界性经济危机。国际货币的铸币权依旧牢牢地掌握在美国人的手中，危机中他们正是依靠美元利器方能化“危”为“机”。在各国货币被美元强势压制的背景下，欧洲人和亚洲人在危机中不得不“心甘情愿”地为美国人“埋单”。 　　先看次贷危机中的欧洲和欧元。欧元区可谓是对美国的金融危机最没有免疫力的货币区，其根本就是欧洲金融市场和美国金融市场的联系实在紧密，加上很多成员国金融业抗风险能力差，所以，一旦金融危机发生在美国，就很容易迅速传递到欧洲，加上欧元区经济对银行系统的融资依赖程度很高，金融危机引发的信贷紧缩很快便从金融业蔓延到国内实体经济部门。由于国家联盟的行动能力低于联邦，联邦的行动能力低于单一国家，金融危机发生后，欧盟行动效率低下，不仅错失了最佳救援时机，而且损害了对市场稳定、经济复苏至关重要的信心。加上原来制定的为了确定内部一致认可的规则的束缚，如欧盟制定的《稳定与增长公约》要求成员国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债务水平不得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等，明显地制约了各成员国反危机的速度和措施制定。所以，根据欧元和欧洲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前途很难准确地评估，但可以肯定的是，离挑战美元确实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再看金融危机中的日本和日元。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由于地理位置毗邻东南亚地区，加上日本在东南亚的对外贸易和投资额度巨大，日本成为受害者就成为情理之中，最后好歹缓过劲来。然而时运不济，在新世纪的次贷危机中，日本因为美国的经济盟友地位再次遭劫。虽然美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已经落在了“亚洲四小龙”之后，但金融危机中，日本主要贸易伙伴经济都因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而明显降温，从而导致日本出口疲软。日本经济就此陷入了新一轮衰退，从而导致2002年以来日本依靠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国内很多企业利润下滑、中小企业不断破产、失业率上升等。特别是日本的汽车产业，虽然已经开始逐渐重视起针对中国等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产销总量，但美国市场仍然是主要产销地。金融危机中美国消费能力的下降，直接影响到了日本主流汽车业的景气。所以，东亚经济目前的运行还远远不足以摆脱来自美欧市场、特别是美国的危机传染。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日本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已经开始被其他国家后来居上，其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地位已不复存在。 　　美国人毫不客气地借助危机完成了对日元和欧元的强势压制，在未来短时间内，日元和欧元都不可能取代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那么到底会是谁来取而代之呢？未来会告诉我们答案，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胜券在握——危机中美元地位的巍然不动 　　一般来说，货币地位决定了金融危机在国际间的溢出效应具有单向特征。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结构类似，经济问题相似，由于本国货币都非储备货币，所以，危机的破坏性只是在本地区内部传播，虽然索罗斯土生土长于美国，但美国没有被殃及。但次贷危机中，储备货币所在国会通过金融溢出和贸易溢出等渠道，将危机传播到其他国家，原因很简单，因为是储备货币出了问题，其他国家由于外汇储备主要是持有储备货币，所以，储备货币国发生经济危机后，就会直接影响其他国家资产的安全和价值，影响对其他国家的进口需求，随着危机的不断加剧，储备货币国的各类信心指数也会不断下降，这种信心下降也会传递到其他国家，使缩减投资和消费提前化、加强化，从而使危机在非储备货币国家更容易自我加强。因此，亚洲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说属于局部性危机，但次贷危机则是明显的全球金融危机。 　　在危机的洗礼中，一国货币如果是非储备货币的话，银行企业倒闭、失业上升和经济衰退等是不可避免的危机现象，资本外逃和投资抽走导致的国际收支逆差和货币大幅贬值的货币危机也在所难免。克服危机就需要大量的资金补给，而这些国家用于对外支付手段的外汇储备是有限的，加上危机致使政府和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能力下降，从而导致偿债能力下降，债务危机的危险增大。我们看到在金融危机到来后，很多非储备货币都不断大幅贬值，其主要原因就是本国货币无法用于对外支付，而自己又筹措不到资金，市场对本国货币的信心不断下降，汇率贬值的风险就非常大。所以，受灾国往往需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国际最终贷款人”在资金上的帮助，但这些贷款在为危机国家提供帮助时往往附加减少政府赤字等借款条件。 　　而储备货币国呢？即便是国内发生金融危机，但货币危机发生的概率很低。这是因为危机发生后，储备货币国内部会借助自身为储备货币的优势将风险较高的资产转向安全资产。金融危机中，全球投资者仍把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核心，不断增持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即便是美国金融机构纷纷撤回投资在国外的资金，美元在全球投资者眼里依然是比较安全的货币，所以，美元之所以在危机中凸显出压制其他货币的地位，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而其他货币不是。 　　还有一点，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元可以说是不乱自家阵脚，他根据自己经济发展的需要，会从容地开动印钞机发行更多货币，满足自己的对外支付需要，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说，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在注入美元问题上不存在任何界限，因为美国掌握着储备货币的发行权，而这正是货币之间不断进行压制和反压制的博弈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2011年，随着欧洲债务危机在欧洲范围内不断蔓延，欧元首当其冲，但是对其他国家的货币影响甚微。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其国内的债务上限随着美国人肆意向世界输出美元不断上涨，逐步成为了影响美国经济的绊脚石。根据美国财政部声明，到2011年5月16日，美国联邦政府已达法定的14.29万亿美元公共债务上限；如果国会不能在8月2日前提高公共债务上限，美国将面临债务违约风险。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各自提出方案，但相互不买账，为此是争论不休。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卡洛斯?韦格（Carlos Vegh）表示：“他们正在玩火，可能会引火烧身。目前全球经济正处在十分微妙的时刻，若不能达成妥协，将令我们陷入未知且危险的境地。”千呼万唤始出来，8月2日，美国参议院2日投票通过了提高债务上限和削减赤字的法案，随即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之签署成法律。至此，美国债务违约的警报在倒计时即将结束之时得以解除。 　　但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签署提高美国债务上限和削减政府开支的法案中，决定在未来十年内削减政府开支2.1万亿到2.4万亿美元。但这一目标与标普之前预期的4万亿美元相差很远。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担忧，在未来标普会对美国信用评级下手。IMF一名官员表示，若美国AAA评级被下调，可能对美国及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其并称，由于此事史无前例，影响将是难以估量。正当人们为此担忧时，8月5日，标普公司果然在全世界人民的头顶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宣布将美国ＡＡＡ级长期主权债务评级下调一级至ＡＡ＋，评级前景展望为“负面”。一时间，恐慌情绪迅速蔓延至全球金融市场。首先是周末开盘的中东股市受到了重挫，紧接着8月8日，全球各大股指遭遇了“黑色星期一”。又一场经济危机将要席卷全球了吗？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接受记者参访时明确表示：“美国信用评级的下降不会影响美国经济，美债不会违约。因为我们掌握美元，美国政府可以随时加印美元来偿清债务。”我们不知道危机是否会发生，但是我们可以明确知道的一点是：即使发生经济危机，美国人也会依靠美元的便利将危机转嫁他国，遭受远比他国更小的损失，最终在危机中占得先机。 　　技高一筹：美元宽松与紧缩 　　面对如今世界经济错综复杂的形式，美国的货币政策也是日新月异。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为了助推经济发展，美国人推出了新的货币政策——量化宽松政策。这一政策引起外界的共同关注，美国人这种开着直升飞机向全世界撒美元的行为，其目的是向全世界转嫁美国的债务危机。被美元牢牢绑架的各国政府不得不为此埋单，各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剧增。我们不禁想问一句，这种无耻行为美国人到底还要干多少次？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也称之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指利率接近或者达到零的情况下，央行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量化宽松”中的“量化”指将会创造指定金额的货币，而“宽松”则指减低银行的资金压力。由中央银行通过 　　在公开市场购买政府债券、借钱给接受存款机构、从银行购买资产等。 　　公开市场操作以提高货币供应，可视之为“无中生有”创造出指定金额的货币，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这样一方面有助降低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和降低银行同业隔夜利率，银行坐拥大量只能赚取极低利息的资产，央行期望银行会因此较愿意提供贷款以赚取回报，以舒缓市场的资金压力。另一方面，由于银根松动或购买的资产将随着通胀而贬值时，货币有贬值倾向和风险。 　　在定量宽松货币的政策支持下，银行通常会在保持一定比例的存款准备金，其余的资金用作贷款，这样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货币供应，即存款倍数效应，举例来说就是，假设存款准备金的要求是15%，量化宽松每创造$10,000，可产生的最终货币供应为$150,000。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以向本土银行提供充足的流动资金，大大降低借贷成本，最终方便借款人。 　　定量宽松货币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实行的，因为量化宽松并不是像很多人形容的“开机印钞票”，而通常只是调整电脑账目。一个国家要想实行量化宽松，最根本的条件是必须对其他货币有控制权，所以，像欧元区的很多国家就不能单方面推出量化宽松政策。量化宽松措施的出台，一般是一国以减息来增加货币供应行不通的时候，其中央银行会选择在利率接近零的时候推出此项措施。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世界范围内并不罕见，首先尝试这种政策的国家是日本。2001年时，日本央行采用了一个新型的货币政策工具，即，在零利率基础上实行进一步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其做法是将大量超额资金注入银行体系中，使长短期利率都处于低水平，从而刺激经济增长，应对出现的通货紧缩。2007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和英国都选择了以量化宽松作为金融政策以减低金融危机的影响。 　　从2007年底次贷危机开始起，美国的金融市场收到了严重的打击。很多著名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要么倒闭，要么被大量注资收归国有。美国开始试图通过注资金融业来消除金融危机对国内实体经济的影响，但结果不甚理想，至此全球性经济危机终于爆发。在美国经济步入十字路口的时候，刺激经济发展成为首要任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成为美国的对抗金融危机的选择。 　　美联储在宣布将利率维持在历史最低点之余，先后采取了两轮量化宽松政策。第一轮是从2008年11月到2010年3月，美联储购买了1.7万亿美元的抵押债券和国债，以维持低利率刺激经济。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于去年11月推出，按计划到2011年6月底前的8个月期间购买美国国债6000亿美元。具体演变过程如下： 　　（1）2008年11月25日，美联储宣布，国家将购买政府支持企业房利美、房地美、联邦住房贷款银行与房地产有关的直接债务，还将购买房利美、房地美、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所担保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2）2009年3月18日，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2009年的采购额最高增至1.25万亿美元，机构债的采购额最高增至2000亿美元。另外，为促进私有信贷市场状况的改善，美联储还决定在未来六个月中最高购买3000亿美元的较长期国债证券。 　　（3）2009年11月4日，美联储在结束利率会议后发表政策声明宣布，决定购买总计1.25亿万美元的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价值约1750亿美元的机构债。美联储指出，机构债采购额度的减少与近来的采购速度以及市场可获取的机构债数量有限有关，这些证券和机构债的采购预计将在2010年第一季结束前完成。 　　（4）2010年4月28日，美联储在利率会议后发表政策声明中没有提及购买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机构债问题。这标志着首轮定量宽松政策正式结束，经统计，首轮定量宽松总计为金融系统及市场提供了1.725万亿美元流动性。 　　（5）2010年11月3日，美国宣布了开启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在2011年6月底购买6000亿美元国债以提振经济。 　　比较两次宽松货币政策可以看出，第一轮宽松货币政策源自美国利美、房地美破产，次贷危机横行，美国大型银行投行无力自拔，需要政府出面来干预和拯救美国经济，可谓迫不得已。而第二次美国经济已经在第一轮经济刺激下有所缓和，虽然失业率仍处于高位，但出口力度已经有大幅增强，就业市场面临的压力也已经大大缓解，所以，当美联储宣布发行第二轮宽松货币政策时，即便是货币发行量远小于第一次，也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很大争议。 　　美国连续两次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有人士称，这标志着美联储已经从“间接发钞”变为“直接印钞”。他们分析认为，在传统的货币发行体系中，美元的发行是以美国国债为唯一抵押物，只有美元的发行绑定美国国债，政府才能制约私人金融资本，从这个意义上讲美联储是间接发钞；而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质就是以金融系统内部的不良资产作抵押发行美元。至此，美元发行在摆脱了黄金的控制之后，终于又冲破了美国国债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美国本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历史意义堪比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其实，美国这么连续地实行这种被金融界成为“非传统手法”的货币政策，从根本上来说是试图通过美元贬值来转移国内经济问题长期治理无方的窘境。众所周知，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激烈纷争的焦点是谁把美国经济搞得好？有时为了能刺激经济内需，连对外发动战争都在所不惜，可见两个政党争夺白宫的砝码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和非议把经济搞好。但目前的现实表明，次贷危机后，美国直到现在还没有出台一个非常有效的经济政策，以帮助其走出低迷，而如果选择美元贬值，则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转移国内矛盾的目的。 　　第一，美元贬了值，可以促进国内出口，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并且增加出口行业工人就业。事实也证明，美国从2010年第三季度开始，消费数据已经回升，实体经济开始好转，根据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12月的制造业指数呈上升趋势，新订单指数从2010年11月份的56.6攀升至60.9，连续第17个月扩张，另外，美国非制造业活动正在急剧扩张，其指数由11月的55.0上升至57.1，而原来的市场预期是55.6，创2006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另外在就业方面，美国2010年全年企业裁员数量是1997年以来最低，失业率从9.7%下降到9.4%。一连串的硬数据显示，美国两轮的量化货币宽松政策的效果对美国经济来说是显著的。 　　第二，刺激美国对外贸易，减少贸易逆差，同时减轻未来偿还债务的负担。 　　对外贸易一直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实行货币宽松政策后，美元贬值会刺激出口反弹，使美国的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美国ING投资管理公司分析师布莱恩?劳伦斯 （Brain Lawrence）早在1984年出版的《美国能够竞争吗？》一书中，就一语中的地指出，美国制造商只要在改变汇率的帮助下就能够进行有效的竞争，换句话说就是，美元贬值会增强美国的竞争力。从2006年以来，出口已经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贡献1500亿美元，能够抵消次贷危机造成的1700亿美元损失的大部分。 　　截至2006年，美国的对外负债额高达30273亿美元，从规模上看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债务国。而一旦美元贬值，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的汇率会上升，这样就变相的使美国外债相对减少。美国《经济学家》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美国外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3%，而且这些外债大部分是以美元标价的，美国政府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减轻外债压力，变相的“赖掉”部分外债。 　　第三，美国政府财政赤字非常严重，在通过财政扩张政策刺激经济 “捉襟见肘”之际，宽松货币政策无疑成为首选。 　　为了扭转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奉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大量发行国债，力图通过扩大公共投资直接刺激社会最终需求。但是，日积月累的高额财政赤字日益使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可持续。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从2008年10月到2009年6月，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为1.589万亿美元，支出为2.675万亿美元，使2009年财年的前9各月的财政赤字就高达1.086万亿美元，是2008年财年同期的3倍多。另外，美国的许多地方政府也是负债累累，财政赤字严重，所以，如果美国如果继续大幅度的扩大财政赤字，财政危机也就不远了。 　　美联储无奈之际开始试图通过连续10次降低利率来刺激国内总需求，扳回经济衰退的事态，但收效甚微，零利率政策在刺激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方面没有发挥预期效果，对总需求刺激效果也不明显，在美国经济越来越走入通缩的阴影下，美联储只能使出杀手锏——对货币政策实行量化宽松。 　　当然，必须看到，虽然美联储通过实施宽松货币政策而导致的“弱势美元”保持了很长时间，使通货膨胀有了抬头之势，尤其是在2011年第一季度，不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在内的消费价格指数按年率上升1.5%，升幅高于2010年第四季度的0.4%。当季整体消费价格指数上升3.8%，升幅明显高于2010年第四季度的1.7%。由于美国向市场注入的流动性在没有更好投资去向的情况下，很多就选择了投资大宗商品，致使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在实行第二轮货币宽松政策的下半年，美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首次预估值按年率计算实际增长1.8%，远低于市场预期，美联储见状也将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从原来预计的3.4%至3.9%下调为3.1%至3.3%。所以，有很多学者分析，在6月底美国第二轮货币宽松政策实行结束后，美国可能不会再去选择这种“非传统”性经济刺激政策。 　　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和世界货币储备的发行国，美国接连两次实行超常规的量化货币宽松政策，必然将通过汇率和利率的波动来影响国际资本的流动和进出口，从而将其货币政策的影响外移到与美国存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从而必然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自美国2010年宣布实行第二轮的量化货币宽松政策后，世界各地的批评声就不绝于耳，各国为什么批评美国？随着2011年6月的到来，各国的学者专家又开始忙碌于推测、分析美国是否还会推出第三轮量化货币宽松政策，大家又在紧张什么？ 　　早在20世纪70年尼克松时代的美国，其时任财长就对美元与世界的关系做过这样的概括，“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麻烦”。如今时代变迁，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句话依然在被现实所印证。 　　美联储为了拯救美国经济，开启了量化宽松政策的潘多拉盒子，第一轮之后，美国就成功地使美元对全球主要货币下跌了17%。但金融全球化的世界,其他国家怎么能躲得开金钱的诱惑与洗劫呢？在这场财富大规模转移与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只有美国才是赢家。 　　美元是目前最主要的世界储备货币,各国外汇储备中最多的就是美元,美元贬值缩水了，也就相当于其他国家的财富也缩水了,各国在为美国提振经济买单。购买美国的国债愈多，损失也就越多，在外汇储备中美元占的比例越多，丢钱也就丢的越多。 　　美国的量化货币宽松政策中创造性地增加的美元，会导致出口国家的成本增加和本国货币升值，如果本国货币升值的幅度低于外国商品的涨价幅度，那么将引起企业的进口成本上升和工人工资上涨，从而引发通胀。事实也证明，美国持续的货币宽松政策，美联储17次得降息，造成了国际流通中美元的过剩，推升了原油、粮食、铁矿石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通胀现象已经隐隐出现。所以，美国的量化货币宽松政策通过进出口贸易进行国际转移，多发行的货币通过价格转嫁给与美国存在贸易往来的国家，而这些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威胁。 　　很多专家分析，美国实行量化货币宽松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为了制造一个美国牌的“泡沫”，“享用”“泡沫”的不是美国而是别国，目的就是通过“泡沫”所形成的需求，短期来带动美国的经济复苏，中期来为美国创造新的就业；长期来促进美国结构性的改革。奥巴马用建造“岩上之屋”来形容这种政策的根本目的，即，让美国经济能够从前10年建筑在虚拟经济的沙滩上，能够回归到实体经济坚实的岩石上的结构性转换。 　　但美国这个短期、中期、长期的目标是离不开美联储开动印钞机贬值美元这些行为的，所有持有美元资产的投资者为了规避持有资产的贬值，纷纷将手上持有的美元兑换成其他有升值趋势的货币，继而进行货币市场或资本市场的投资，最重要的两种方式不是股市就是房地产。一笔笔大笔的资金进出，容易产生宏观的金融风暴，而且热钱的大笔集中涌入会刺激投资者对外币继续升值的期望，反过来驱动更大规模的流入，造成螺旋式的影响，房价上升、大宗商品价格高升，资产泡沫增加，股价催生新一轮泡沫，从而虚假经济繁荣现象形成，进一步加剧市场投机之风，泡沫越来越大。 　　以实例看看这种“泡沫”的代价吧！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日元从签署1985年《广场协议》后就开始大幅升值，日本人均GDP是美国的64%左右。发展到1995年，日元升值到最高点，此时的日本人均收入是美国的人均GDP的1.5倍。到了2010年，日本的人均GDP是美国的87%左右。所以，美元的贬值救国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国的经济进入了新经济的繁荣，顺利地进入到稳定增长的渠道，但承担责任的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美国制造的“泡沫”一旦破灭，对别国的经济破坏力是非常巨大的，而且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摆脱困境。 　　所以，在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出台不久，就遭到了德国、巴西、南非和中国等国家的政府官员批评。在2010年11月召开的G20峰会上，批评美元政策的“火药味”已经非常足了，美国可谓四面楚歌。美国在国际经济货币政策方面，第一次遇到了“一边倒”的批评之声，而且美国几乎所有的盟国，除了日本，都没有为美国辩解，其中德国总理默克尔直指“美国的量化宽松给世界经济添了更多的麻烦”，德国财长直截了当地表示“你这个货币宽松政策是非常的愚蠢”。但是，各国政府也只能是过过嘴瘾，在美元的强势压制下，他们还是为美国人的债务买了单。 　　2011年8月8日，标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引发了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的股市暴跌。欧洲债务危机的困扰，美国的财政紧缩，无疑加剧了市场对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忧。美国的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境地。但是，狡猾的美国人依旧掌握着美元世界货币的主导权，他们不会好心地为各国经济大开方便之门。在美国人没有谋划好如何在其中取得最大利益之前，美国的第三轮货币宽松政策对于整个世界来讲，依旧是镜中花水中月，遥不可及。 第 1 2 3 4 5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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