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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之思

要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新的生态环境，首先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即使是当我们一些原来的合作伙伴，也开始与我们开展竞争的时候。但是，在应用方面，我们也不能无所作为，我们不甘心成为“哑管道”。
　　以智能手机普及为标志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了
　　最能反映这种融合趋势的就是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智能手机汇集了电信、互联网和媒体的各种功能，它的普及标志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有人说，移动互联网成为电信行业和计算机行业技术演进的交汇点，我觉得很有道理。回顾两个行业的发展史，计算机的发展经历了大型机时代、小型机时代、PC时代、桌面互联网时代，直至移动互联网时代。电信的发展历史更长，经历了固定电报电话时代、移动话音短信时代，直至移动互联网时代。今天，几乎所有的电信公司都把智能手机带来的无线数据流量和应用的爆炸式增长作为营业收入增长的巨大驱动力，同时，几乎所有生产PC的厂商和互联网公司也都把发展智能手机作为公司成长的主要推动力。5年之前，我们会经常听到像诺基亚、摩托罗拉这样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介绍他们的手机新产品，而今天，我们听到更多的是像苹果、微软、戴尔、联想等原先以研发和制造PC为主的厂商介绍他们的智能手机新产品。甚至像谷歌这样的互联网公司也把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作为发展的重点。
　　有意思的是，智能手机舞台上的佼佼者苹果公司的领导从不参加达沃斯年会，但这几年，苹果公司却总是成为达沃斯年会的焦点。2010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苹果公司在美国发布了iPad, 此事在达沃斯掀起了飓风。每次年会，达沃斯各家酒店的大堂总是摆满各种赠阅杂志，2010年年会期间的杂志上很多都把苹果公司CEO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作为封面人物。一年以后，到了2011年的年会，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与会的许多人手里都捧着一个iPad。有的人甚至拿着iPad走上世界经济论坛的大会讲台做演讲，包括俄罗斯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Medvedev）
　　在2011年的行业会议上，参加会议的电信运营商领导人，一方面为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而感到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感觉到移动互联网正在改变电信行业传统的生态环境，对于习惯在传统的环境中处于价值链中心地位的电信运营商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在一次由惠普公司刚上任的新CEO李艾科（Leo Apotheker）主持的行业午餐会上，我谈了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我说，以智能手机普及为标志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了，对于电信运营商来讲，面临着两个大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智能手机引起了数据流量的爆炸式增长，我们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去适应这种快速增长的数据流量需求。一方面，我们需要扩大现有的网络容量，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尽快采用新的技术，包括建设LTELTE是英文Long Term Evolution（长期演进）的缩写，是3G移动通信网络的演进形式。目前，增强型LTE（LTEAdvanced）已被确定为4G标准。——作者注网络，同时建设WLAN热点来作为对蜂窝移动通信覆盖的补充。
　　第二个挑战是移动互联网带来的生态环境变化。电信运营商要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新的生态环境，首先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即使是一些我们原来的合作伙伴，例如制造商，也开始在增值业务方面与我们展开竞争的时候，我们也要保持开放的态度。但是，在应用方面，我们也不能无所作为，运营商不甘心成为“哑管道”。运营商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以“应用商店”为例，通常制造商的“应用商店”只为使用由该制造商生产的手机的用户提供服务，而运营商开发的“应用商店”则为使用各种手机的用户提供服务。
　　美国AT&T的CEO拉德尔·斯蒂文斯、沃达丰的CEO维多利奥·克拉沃等都表示赞同我的观点。
　　许多参加行业会的CEO们平时都是竞争对手，但是，在达沃斯，只见他们或是像学生般地讨论问题，或是像朋友般地谈笑风生。
　　我当世界经济论坛的联席主席
　　世界经济论坛每年的年会都有联席主席，通常由不同国家的政要和企业CEO组成。2008年，我应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和执行主席施瓦布教授的邀请，担任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联席主席之一。我记得，担任这届年会联席主席的还有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先生、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先生、百事可乐CEO卢英德（Indra Nooyi）女士， 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先生和雪佛龙公司CEO总裁戴维·奥赖利(Dave OReilly)先生。
　　那年1月，我乘坐汉莎航空公司的班机，从北京出发经法兰克福转机后，抵达苏黎世，然后驱车前往达沃斯。一路上，我一直在思考和准备自己在会议期间的几次发言。在到达达沃斯之前，尽管我已经关注到2007年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严重困扰，但是，确实没有想到crisis（危机）和recession（衰退）这两个词会这么多次地出现在世界经济论坛2008年的年会上的。
　　尽管这届年会的主题是“创新与合作的力量”，但是由于当时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危机已经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严重困扰，使得2008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从一开始就弥漫着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前景的担忧情绪。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走向成为与会者们关注的一大焦点。
　　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下午，按照例行的议程安排，需要召开联席主席与记者的见面会。在记者会上，记者们提得最多的也是对世界经济前景预期方面的问题。一些情绪激动的记者要求台上的联席主席们都能尽到责任，努力避免经济衰退的出现。一位欧洲记者激动地站起来说：建议你们在台上的联席主席们联合给美国总统写一封信，请他把美国的经济管好，不要让美国经济中发生的问题影响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
　　这种对世界经济前景的担忧气氛一直笼罩着那年的整个年会。讨论中说得很多的一句话是：“如果出现全球性的经济衰退，该怎么办？”
　　每年年会开幕式的议程不尽相同，2008年1月23日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开幕式议程是：
　　2008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议程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教授致辞；
　　瑞士联邦主席米舍利娜·卡尔米-雷伊致辞；
　　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演讲，谈反恐的问题；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拉津德?帕乔里演讲，谈气候变化问题；
　　美国国务卿赖斯演讲，谈美国的对外政策；
　　联席主席们发言。
　　在大会前，联席主席们被告知，每个人可以在大会上做简要发言，内容可以是反恐，也可以是气候变化，一定要简明扼要。
　　大会开始之前，联席主席们都被安排坐在听众席的第一排。坐在我旁边的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他的夫人。布莱尔夫人问我大会发言时是用中文讲还是用英文讲，还没有等我回答，布莱尔先生说：“用英文讲吧！昨天开新闻发布会你回答问题时，我把耳机都戴上了，没想到你英文说得那么好。”
　　轮到我发言了，我想谈的是气候变化与企业的责任。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的发言，但我事先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
　　以下是我发言的主要内容：
　　对于气候变化问题，不同国家的人们已经形成共识：1.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事实；2.全球气候变化对自然环境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将会产生严重影响；3.气候变化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外，与人类活动，特别是温室气体排放有关系；4.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需要各国各地区、各行各业共同努力来应对。
　　各国企业也应把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作为自己的责任，并贯穿于日常的经营活动之中，当前的重点是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以我所在的电信行业来说，这是一个相对耗能较低的行业，但由于网络规模的扩大和使用人口的增加，能源消耗量也在快速增加。中国移动现有36亿用户，遍布全中国的30万个无线基站，大量的服务器、存储器和空调设备，使得耗能量上升。降低能源消耗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最有效措施，为此，我们采取了一系列联合行动。我们与国内外的电信设备供应商签订了协议，通过创新，降低设备的能耗。我们在设备采购中，优先采购低能耗设备，对没有达到协议中规定的设备不予采购。我们还在农村地区开始使用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产品。上述行动可能会增加企业的资本开支，但这样做是很值得的，这是企业应对气候变化很有意义的实际行动，当然，这也是企业的重要责任。
　　讲话的时候，我一直留意会场的反应。有一点记得很清楚，当我说到中国移动现有3.6亿用户时，会场上出现了一片赞叹声。
　　大会一结束，会场上就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与我打招呼，表示同意我的观点。第二天，我在一家中餐馆里见到了一位在世界经济论坛工作的中国人。她告诉我，她昨天没有去会场，但是在电视里看了开幕大会的实况转播，听到了我的发言。她说，她在世界经济论坛已工作多年，这次终于见到了第一位中国人担任论坛的联席主席，她感到非常高兴。

全球企业公民精神

作为这届年会的联席主席之一，我在2008年年会上参加的活动也比往年多。
　　其中有一场名为“21世纪的全球企业公民”的讨论会规模较大，是在大会议厅里举行的。
　　施瓦布教授作为世界经济论坛的执行主席，除了想方设法为所有与会者的畅所欲言创造条件以外，他本人也会通过各种方式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一些概念。有的概念将会成为年会的讨论基础，有的甚至在更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一种普及性的概念。在2008年年会期间，施瓦布教授在《外交》杂志（2008年第一期）上发表了题为《全球企业公民精神》的文章。
　　他在文章中提出，今天，仅仅用“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术语来囊括所有的企业责任已经不够全面了，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概念，我将其描述为“全球企业公民精神”，这里要强调的是，不仅企业必须对其利益相关者负责，而且企业本身就是这个公民社会的利益相关者。国际企业的领导者们除了要关心企业周围的利益相关者以外，还要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和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例如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公共医疗服务、节约能源和强化资源管理，尤其是水资源管理。他还说，为了使“全球企业公民精神”有意义、有效果并可持续，企业必须将全球企业公民行为与自身的具体能力、业务模型和赢利动机统一起来，企业领导人要积极参与，表明其关于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观点。这样，企业就能找到与其业务目标相符同时又对社会有益的社会参与方式。企业应该通过行动成果而不是宣言来体现参与全球性问题解决的合理性。
　　施瓦布教授的这篇文章使得这次“21世纪的全球企业公民”的讨论会格外引人注目，大会议厅里座无虚席。作为发言者参加讨论会的有当时的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约旦王后拉尼娅·阿卜杜拉（Rania Abdullah）、思科CEO钱伯斯、百事可乐CEO卢英德女士、渣打银行CEO彼得·桑兹和我。讨论会的主持人是赫赫有名的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ter）。
　　几乎每一位学习过MBA课程的人都知道迈克尔·波特这个名字。迈克尔·波特博士提出了“五种竞争力量”和“三种竞争战略”的理论观点，是当今全球第一战略权威，是商业管理界公认的“竞争战略之父”。作为当今世界上少数最有影响的管理学家之一，迈克尔·波特博士已出版著作17本，发表文章70多篇。
　　作为讨论会的主持人，波特博士说，企业的慈善活动和企业的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企业领导人的共识，但是“全球企业公民”这个概念的提出，又将以前的概念扩大了。 
　　讨论中，发言者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谈了全球企业公民问题。布朗首相说，有许多问题，光靠政府部门的努力是无法解决的，例如要实现联合国千年目标，就必须有企业的参与。拉尼娅王后补充说，我们不仅需要企业的资源，还需要企业家的智慧。
　　来自企业的几位CEO都谈了企业参与解决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情况。
　　我介绍了中国移动如何解决边远地区的通信覆盖，为填补数字鸿沟作出贡献的情况。中国移动已在30 000多个最偏僻的农村完成了移动网络覆盖，使当地农牧民能与外部沟通，尽管在这些地区，建设费用大，营业收入少，公司难以赢利。卢英德女士说，百事可乐正组织其全球范围内17万员工开展履行社会责任的活动。钱伯斯先生说，思科公司也在开展一个类似的活动。桑兹介绍了渣打银行在贫困地区开展的微型贷款业务活动。
　　讨论中，企业领导人都希望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也能提升企业自身的价值。政府领导人对此也表示赞同，布朗首相说，英国政府采取激励政策鼓励企业多做社会贡献，他举例说，英国政府对城市研发抗热带病药物的医药制造商采取减免税的政策。卢英德女士说，其实，当百事可乐在为非洲农村提供饮水项目的同时，也扩大了百事可乐饮料销售的范围，这无论对社会、对公司都是件好事。
　　“我有5个手机”
　　2008年年会上我参加的最愉快的会议，莫过于一场名为“移动技术的未来”的讨论会。
　　《财富》杂志高级编辑大卫·柯克帕特里克（David Kirkpatrick）作为讨论会的主持人是以这样的问题开始讨论会的：
　　
　　“在座有手机的请举手！”
　　全体举手。
　　“有两个手机的！”
　　很多。
　　“有3个手机的！”
　　不少。
　　“有4个手机的！”
　　少数。
　　“5个手机的！”
　　只剩下我一个人举手。
　　大卫问我：“要这么多手机干什么用？”
　　我回答：“工作需要。我经常通过实际使用来了解各种手机的性能。”
　　“你觉得手机用户数量的增长要到何时才会停止？”
　　“至少要到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手机的时候。手机延伸了人的嘴巴、耳朵和眼睛等器官的功能，没有手机的人就相当于缺少了这些新的器官功能。”
　　在这次讨论会的发言者中，我与韩国SK电讯的CEO金信培来自电信运营商，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来自互联网公司，而NBC的CEO杰夫·朱克（Jeff Zucker）和索尼公司的CEO霍华德·斯金格(Howard Stringer)来自媒体，此外还有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凯文·马丁（Kevin Martin）。这些人聚在一起，畅谈移动通信的未来，非常过瘾。
　　 发言者从不同角度谈到了移动通信的新技术和新应用，谈到了移动通信对人们工作生活、学习和娱乐的影响，当然，也谈到了如何保护移动通信用户的隐私问题。总的说来，发言者都对移动通信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期待。
　　台下的听众不论来自哪个行业，都是对移动通信感兴趣的人。
　　轮到台下提问的时候，有一个来自法国的艺术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
　　
　　“刚才你说手机延伸了人的嘴巴、耳朵和眼睛的功能，手机能不能延伸人的鼻子的功能？”
　　我还在考虑如何回答的时候，坐在台上的索尼公司CEO霍华德·斯金格回答了。
　　“肯定可能。索尼公司已经制作了一部电影，可以配合剧情在影院内散发各种气味。手机也一定能这样做的。”
　　感谢斯金格先生，回答得太好了！
　　讨论会上愉快的情绪一直延续到会议结束以后，许多人围着我们继续讨论移动通信的问题。
　　确实由于职业的原因，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参加论坛还是接受采访，只要谈及移动通信和手机，我就会变得非常兴奋。如果有人提问，那么问的问题越尖锐，我会越兴奋。其实，岂止是论坛和采访，平时，我只要看到有人在用手机就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愉悦，这种愉悦感很像是厨师看到人们在吃他做的菜肴，建筑师看到人们住进他设计的房子。移动通信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而我们有机会亲身参与这种大变化，而且能够为之贡献力量，真是莫大的幸运。我经常为自己能投身这个行业而感到自豪。
　　有一次接受杨澜的采访，她问我都说你有5个手机。我说没错。她说，有没有听说过，衣服兜里别一支钢笔是中学毕业，两支钢笔是大学毕业，三支钢笔就是修钢笔的师傅了。我说，太对了，我就是卖手机的，我引以为豪。
　　我很喜欢人像漫画，越夸张的那种越好。以前在街上或公园看到有人在画漫画，我总是想上前去请人给自己画一幅，不过又担心碰到熟人，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后来，我想出了一个办法，趁出国的机会，在国外城市的大街上或公园里请人画漫画，从来没有被人发现过。
　　一次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一个旅游点，我看到一位很优秀的画家正在给人画漫画，我自然排队请他给我画一幅。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一是要夸张，二是要体现职业特点。他问我是什么职业，我说：“卖手机的！”半个小时以后，漫画完成了。太符合我的要求了，头部非常夸大，身穿黑背心，系着大领结，耳朵上挂着一个手机，活脱脱一个手机推销员的形象。这成为我最喜欢的人像漫画。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与手机相关的事，我都有兴趣。
　　参加这样的讨论会，对我来说，真是一种享受。至今，我还能记得这次讨论会的细节。讨论会上我们津津乐道谈论的许多未来的新服务，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特别是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使移动互联网成为现实，利用手机上网不仅使人们能够体会无处不在的网络，而且衍生出许多桌面互联网所没有的新应用。
　　没有坏天气，只有不合适的衣服
　　前面说了，2008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充满着对经济衰退的担忧情绪，在我参加之后阶段的年会活动时，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
　　年会没有正规的闭幕式，举行了一个由CNN组织的电视访谈会，并以此作为会议结束前的最后一个活动。电视访谈会于1月27日上午进行。
　　访谈的对象是本次年会的联席主席们， CNN主播哈拉·高拉妮女士主持了这次访谈会。
　　施瓦布教授做了开场演讲以后就回到观众席，像其他观众一样倾听访谈。
　　事先，我做了很多准备，假设了很多问题，都是关于经济发展和电信行业方面的问题，而且还与主持人高拉妮做了短暂沟通，自认为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直到访谈一开始，我才发现，这次访谈的重点不是经济是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而是经济衰退了怎么办的问题。
　　主持人问，如果世界经济全面衰退，中国的经济还能增长吗？
　　访谈者中我是唯一的中国人，当然应由我来回答了。当时虽然难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做全面分析，但我坚信，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中国经济将会持续发展。我做了这样的回答：
　　我认为，如果世界经济出现衰退，一定会对中国产生影响，特别是在出口方面的影响会更大些。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并非只有出口增长这一个，建设投资和国内消费是另外两个主要的驱动力。所以我相信，即使出口受到影响，建设投资和国内消费仍然能够驱动中国经济的增长。
　　我回答上述问题时，感觉到访谈席上坐在我旁边的百事可乐CEO卢英德女士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先生在连连点头。
　　总体上，访谈者都是围绕对世界经济可能出现的衰退来谈的。期间，主持人连续向我提了一些很尖锐的问题，我当然也只能迎难而上了。事后，施瓦布教授对我说，听到主持人的提问，他都有点替我担心，但没想到我都一一做出了适当的回答。我觉得这是我参加过的电视访谈中难度最大的一次。
　　访谈结束之前，主持人让每一位联席主席讲一句话。我引用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希望所有的国家、所有的行业和所有的公司都能为实现一个和谐的世界作出贡献。我欢迎大家8月份去北京看奥运会。
　　电视访谈结束后，本以为这次年会已全面结束，但这时只见一架大钢琴被抬上了讲台，施瓦布教授对大家说，下面请指挥家本杰明·赞德先生给大家做讲座。
　　本杰明?赞德是波士顿爱乐乐团的著名指挥。赞德先生在演讲中讲了几个很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都试图告诉大家，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音乐会给人们带来信心。他说，他从不介意那些音乐评论家的批评，他最介意的是来自自己老父亲的评论。他父亲94岁时，已经完全失去视觉。一次，赞德请老父亲去伦敦听一场他指挥的音乐会，老父亲在轮椅上坐了整整三个小时。音乐会结束后，父亲对赞德说：“你简直就是个医生！”
　　针对与会者弥漫的对经济衰退的担忧，这位乐团指挥说：“我坚信，没有坏天气，只有不合适的衣服。作为一个音乐家，我要用我的音乐，使每个人的眼睛都闪闪发光”。 他发给在座的听众每人一张用音标标出的贝多芬的《欢乐颂》，并指挥大家一起用德语高唱。他用钢琴起了个音，全场人员，包括施瓦布夫妇，高唱起了《欢乐颂》。
　　他在演讲中还特别指出，今天在座的有300多位CEO，他们来自世界上的大公司，包括中国移动，这个公司有几亿的移动电话用户。
　　2008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结束之后，很快就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今天，在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金融海啸之后，再回忆一下2008年年初在达沃斯人们对经济衰退的担忧，觉得那种担忧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这里是达沃斯，没有什么不可能每当与人谈起达沃斯，人们除了关心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内容以外，似乎更关心发生在世界经济论坛会场之外的所见所闻。
　　经常有记者要我讲一些有关达沃斯的小故事，希望通过这些故事让大家更了解达沃斯。
　　故事太多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达沃斯平等的对话氛围。在这里，确实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人。
　　一次，我参加完一场关于信息技术方面的讨论会，在会场门口取衣服的时候，突然一位艺术家模样的人过来要求与我约时间见面。通常，都是企业界人士互相约见，我还从没有与艺术家安排过见面会。我估计他可能要谈手机音乐方面的事，就与他约了时间，晚上在会议中心见面。他自我介绍说，他是俄罗斯音乐家，现已定居英国。他拿了许多关于歌剧《叶卡捷琳娜》的资料，包括照片、碟片和剧情说明，还有合作意向。原来他是要我帮助安排一个俄罗斯歌剧团到中国演出歌剧《叶卡捷琳娜》。他向我介绍了剧情、演员阵容和豪华的布景，当然还有费用。我说，我是电信公司的CEO，对歌剧演出事务一窍不通。他说，这里是达沃斯，没有什么不能谈。尽管无法帮助他，但我还是被他的热情所感动。此后，我还见过许多业外的人士，有趣的是，他们在谈正题的时候，总要说一句，因为这里是达沃斯，所以我才会来找你。
　　在达沃斯与人见面，不必拘泥于形式。我记得，MBA课程中曾有这样的说法，叫“电梯演讲”，英文为“Elevator Pitch”，意思是要用乘电梯的时间完成一个演说。人们特别喜欢告诫创业者要用“电梯演讲”来打动风险投资者。我不知道是否真有这样的演讲家，但是，把“电梯演讲”这个词用在达沃斯，倒是有点这个意思。在达沃斯，人们摩肩接踵，无论在会议中心还是酒店大堂，甚至小街小巷内随时都会碰到熟人。但是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你遇到一位一直想找的熟人时，刚谈了两分钟，你就会发现有其他人已等在旁边，也要与他打招呼。如果不使出“电梯演讲”的本事，往往会搞得大家都很尴尬。
　　每年年会期间，我都有机会见到迈克尔·戴尔, 与他讨论新手机的开发问题。但是迈克尔·戴尔是个大忙人，很多人都想见他。有一年的年会期间，我与戴尔在公共场所碰面三四次，但每次都只能谈上几分钟，因为总会有很多人等在旁边。迈克尔每到新年都会给我寄一张贺年卡，卡片上是他一家人的近照，温馨可爱。我与他的几次交谈，除了感谢他寄的贺年卡以外，谈的全部是戴尔公司新近开发的手机产品。迈克尔总是很兴奋，他先从左面衣服兜里掏出一个新手机，再从右面衣服兜里掏出一个新手机，并热情地向我介绍新手机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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