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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要论剑达沃斯 　　达沃斯的震撼正是在这种平淡和随意中扩散开来的。事实上，一个优秀企业的影响力也应该是这样的。影响力是无形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是一种不张扬、不高调、务实和谦虚的力量。 　　达沃斯的三项原则 　　为了实现达沃斯论坛的使命，多年来达沃斯论坛已经形成了一套规则。这些规则有的是明文规定的，有的虽然没有文字，但也是约定俗成，人人都会遵守的。达沃斯自有达沃斯的规矩。 　　“不许带随行人员。”在达沃斯，每个人的身份只有一个：与会者。无论你是多大公司的CEO，是亿万富翁还是当红明星，你都要自己提行李入住，排队存衣服，自己端水，自己领会议资料。在那里，很少看到有前呼后拥的人。在晚宴前的鸡尾酒聚会期间，出席宴会的一些国家领导人也和其他出席者一样，端着杯子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在会场上，无论你是不是名人，都没有指定坐席。开大会时由于人太多，无论是谁，来晚的人都要站在过道上听讲；发言时大家机会平等，争论也好、讨论也罢，可以无所顾忌、畅所欲言。 　　这一年，我因为是第一次参加年会，经过再三要求，论坛答应我带一位同事以翻译的身份进入会场。但是，同日参加第二个会时，无论如何不让我的同事进入会场。理由是：“刚才我们已经看到王先生能说英语，不需要翻译。”此后，我再也不提这样的要求了。 　　“参加论坛讨论会时不要拿提纲。”一般参加大型的国际会议，在发言时，发言者通常会拿出自己事先准备好的提纲。但是，每次参加达沃斯论坛讨论会，发言者都会收到发言须知，上面明确说明，为了使讨论会更自然，发言者不要拿提纲。有的讨论会，参加者可以有3分钟左右的时间做一个简短发言，有的连简短发言都没有，一开始就直接进入与主持人的对话讨论。不管是发言还是问答，都不让拿提纲。 　　一开始，我怎么都不放心，怕没有提纲讲不好。每次参加论坛时，发言前我总要准备一个提纲，但是，在上台发言时，看到别人都不用提纲，我也从来没好意思把提纲拿出来。 　　“严格遵守时间。”任何会议都会强调发言者要遵守时间，但我确实没有发现有哪个论坛有像达沃斯论坛那么严格遵守时间的。有一次，有一个大国的总理与工商理事会的成员们见面，预定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这位总理晚到了半个小时，10点半才到会场。尽管他再三表示歉意，会议主持人还是说，虽然我们的会议比预定的时间晚了半个小时开始，但是，我们仍必须在11点结束，我们只能减少会议的内容。 　　永远的中国话题 　　在达沃斯，有关中国的事，总是一个热门话题。第一次到达沃斯，参加了各种各样的会议，我记得我所参加的每次会议，几乎都会提到中国。 　　在2007年的达沃斯论坛上，一场名为“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讨论吸引了众多与会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成思危副委员长是会议的重要嘉宾，我也受邀出席了讨论。首先，每位嘉宾作了一个简短的介绍，然后就是一连串的问题。围绕“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成副委员长在讲话中指出，中国需要一个和谐的世界，中国愿与所有的国家交朋友。他表示，国家与国家之间只要求同存异，和谐世界的目标就能够实现。成副委员长的讲话引起了热烈的掌声和与会者的共鸣。我也谈论并回答了与中国企业的发展及企业国际合作相关的一些问题。坐在台上，望着台下不同肤色的脸，听着提问者不同口音的英文，我强烈地感受到与会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关注。 　　平淡随意中的影响力 　　除了公开的研讨会以外，世界经济论坛还有大量的闭门会议。这一年，作为国际工商理事会的成员，我参加了国际工商理事会的多次讨论会。此外，作为电信企业的领导，我还参加了“电信与IT企业领导人会议”的系列活动。这两类会议是我在去达沃斯之前从没听说过的，事实上这两类会议都很低调，没有媒体参加，活动内容也从不报道。但实际上，对于与会者来说，闭门会上的收获往往比公开的研讨会还多。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细述闭门会的情况。 　　除了大会统一安排的会议之外，还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活动。这一年，我应邀出席了由德国总理默克尔主持的在瓦德豪斯宾馆举行的小型午餐会。参加午餐会的虽然只有十来个客人，却来自世界的不同地方。午餐会的气氛很轻松，发言也很踊跃，在我印象中这次午餐会上谈得最多的是资本市场的走势，除了谈论对冲基金对股市的影响以外，还花了较多时间讨论了当时在市场上很活跃的私募基金以及他们的杠杆收购（Leveragde Buyout,LBO）行为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有人说私募基金先收购低效的上市公司，通过裁员和一系列管治措施，提升公司效率、增加公司价值，然后再上市，从中实现私募基金的升值，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裁员行为却增加了社会成本。谈到私募基金的收购行为时，默克尔（Merkel）总理特意请参会的时任瑞银集团CEO的彼得·乌夫利（Peter Wuffli）先生介绍了相关情况。 　　默克尔总理对每一位发言者的发言都会做一些评论。她快人快语，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座谈会结束之前，默克尔总理请到会的每一个人向她提一个问题。来自俄罗斯、印度和埃及的大公司CEO都结合实际提了问题，有的还提得比较尖锐。轮到我提问时，我准备提一个关于扩大中国游客到德国旅游的具体建议。我说，我要提一个轻松的问题。默克尔总理听了哈哈大笑，她说，经常有人说要提一个轻松的问题，结果问题往往并不轻松。 　　在这样的气氛中，同各国企业家代表一起，与德国总理共同讨论世界经济问题，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次难得的经历。 　　在达沃斯，一个最突出的感受是融合在平淡和随意之中的影响力。我想，这就是小小的达沃斯为什么拥有巨大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在一个抬头都能见到名人，在路上行走随时都可能碰到各国政要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努力平淡和随意地谈出自己的观点，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地方越小、条件越简陋，越能体现这种平淡和随意，尽管在观点上谁都不会让步。当然，谁都明白这不是那种不经意的平淡和随意，这是施瓦布教授精心设计的结果。 　　达沃斯的震撼正是在这种平淡和随意中扩散开来的。这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事实上，一个优秀企业的影响力也应该是这样的：影响力是无形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是一种不张扬、不高调、务实和谦虚的力量。达沃斯年会就是这种力量的写照。 　　这就是2007年我第一次去达沃斯留下的印象，回来后，我写了一篇题为《我所经历的达沃斯》的文章，发表在《环球企业家》杂志上。后来，我在达沃斯见到好几位中国的与会者，他们说，正是看了我写的那篇文章，才促使他们决定来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闭门会议上的话题 　　说到达沃斯的闭门会，首先要说一下国际工商理事会。国际工商理事会简称IBC(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uncil),成员由大约100位世界各大公司的董事长和CEO组成。该理事会的愿景是：在受益于世界经济论坛组织良好的高端网络资源和动员能力的同时，理事会成员能够以低调的非正式渠道，争取就全球性的关键问题得出更优理解。 　　按照世界经济论坛的要求，国际工商理事会的成员必须是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大公司的领导人。在参加国际工商理事会的会议时，会看到很多熟悉的CEO面孔，他们来自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等。 　　在电信和IT行业，也有多位国际工商理事会成员，我在每次会议上总能见到这些同行的老朋友，譬如美国AT&T的拉德尔·斯蒂文斯（Randall Stephenson）、沃达丰的维多利奥·克拉沃(Vittorio Colao)、思科的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阿尔卡特的本·韦华恩(Ben Verwaayen)、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戴尔的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以及印度巴蒂的苏尼尔·米塔尔(Sunil Mittal)等。这些老朋友几乎每年都能在国际工商理事会的会议上见到。当然，更多的还是来自其他行业的企业领导人，例如各大银行的董事长和CEO们，高盛的劳尔德·贝兰克梵（Lloyd Blankfein）、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Jamie Dimon)、花旗的潘伟迪(Vikram Pandit)、摩根士丹利的约翰·麦克(John Mack)、德意志银行的约瑟夫·阿克曼(Josef Ackermann)、渣打的彼得·桑兹(Peter Sands)、瑞银集团的郭儒博(Oswald Gruebel)以及瑞信银行的布雷迪·杜根(Brady Dougan)等，他们都是工商理事会的成员。 　　每次国际工商理事会会议总是会选一些当年企业界最关心的问题。除了请专家作专题介绍和开展内部讨论以外，国际工商理事会每次会议都安排其成员与当年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些国家领导人进行对话。 　　2011年国际工商理事会的日程安排1月26日 　　13：00-13：30欢迎国际工商理事会新成员 　　13：30-14：15确定2011年国际工商理事会的活动 　　什么是全球工商领导人2011年和今后3~5年的关注重点； 　　延续2010年夏季会议的讨论主题：水、农业新思路、能源效率； 　　确定2011年国际工商理事会夏季会议8月25~26日在日内瓦举行； 　　介绍2011年新领军者年会情况，9月12~14日在中国大连举行。 　　14：15-15：30观点交流：迎接低速增长、去杠杆化和紧缩周期的到来 　　15：30-15：45茶歇 　　15：45-17：00与俄罗斯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对话1月27日 　　11：40-12：30与法国总统萨科齐对话1月29日 　　07：30-8：30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对话 　　WPP集团CEO马丁·索瑞尔先生（Martin Sorrell）担任2011年的国际工商理事会年会主席。马丁·索瑞尔先生的中文名是苏铭天，WPP是全球营业收入最高的广告公司。苏铭天担任公司CEO后，WPP通过一系列收购，成为一家从公关、广告、市场研究到游说的综合性跨媒体集团。 　　我对WPP的印象源自一个全球品牌排行榜，这是由英国《财经时报》与WPP旗下的明略行联合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全球最强势品牌”排行榜。近年来，中国移动在这个排行榜上均位列前十。每次发布新的排行榜之后，苏铭天先生总要向我表示祝贺。我们经常有机会在各种国际工商企业领导人的会议上见面，见面多了，彼此之间也比较了解了。2008年，他向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推荐，聘请我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国际企业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WPP在中国开展多项业务，苏铭天本人也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帮助宣传中国企业。记得2010年6月，正值世界杯足球赛在南非进行之际，由《财富》、《时代》杂志和CNN联合举办的“财富论坛”在南非开普敦召开，我参加了其中一场有关电信的讨论会。当讨论会进行到提问阶段时，坐在台下听众席的苏铭天举手提问，他提了一连串有关中国移动的问题，包括用户总数、每月新增用户数、农村市场、海外拓展等。我当然很乐意回答这些问题。会后，他对我说，他是有意为我创造机会，让我向非洲的企业界人士更多地介绍中国移动快速发展的情况。对此，我很是感激。 　　2011年，国际工商理事会会议在讨论进入到“迎接低速增长、去杠杆化和紧缩周期的到来”专题时，要求每一地区由一位代表发言。苏铭天点名要我发言，谈谈中国企业的情况。 　　我谈到，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企业仍然保持着快速而健康发展的态势。我记得，十几年前，当中国的移动电话一年新增1 000万用户的时候，我们是多么欣喜若狂，因为从1882年固定电话进入中国后，直到百年以后的1982年，全中国只有几百万固定电话用户。但是，在2010年，中国的汽车销量都达到1 800万辆了，这是以前完全想象不到的。当然，中国企业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即使是电信企业也面临众多挑战，移动电话普及率提升后，电信企业增长的速度也放缓了。 　　在商业中，也许从来没有比今天更激动人心、也更加危险的时候。稳定消失了，创造一家永远不会被技术颠覆的企业的想法行不通了。 第 1 2 3 4 5 6 7 8 9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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