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鹤新在出席国新办新闻发布会时表示，打通货币政策传导的“最后一公里”，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怎么进一步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并提出要对金融机构建立正向的激励机制，使其主动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作为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同时也是直接面向民营、小微企业等服务对象的服务提供者，金融机构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媒介。而金融政策落地的效果离不开金融机构的主动实践。因此，对于本次正向激励机制如何建立，朱鹤新也重点解释了监管层的思路。

　　一是流动性问题和成本问题。本轮流动性问题的成因是复杂的。宏观经济增速下行压力的增大、前期粗放式增长矛盾的积累、部分行业发展遇到瓶颈带来的企业预期不稳、叠加金融强监管下表外融资收缩的反应，让流动性问题成为2018年的市场焦点。而随着去年下半年以来金融业支持民营、小微企业政策密集出台，以及减税降费、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等改善营商环境相关举措的加码，因“短期流动性困难”而引发的矛盾逐步缓和。2019年年初，在政策暖风之下，甚至有市场人士和媒体担忧“资产短缺”问题，此前部分难融资的项目也得到支持。可以说，当前，至少在短期内流动性保持了合理充裕。而弱稀缺性本身是降低融资成本的先决条件。

　　二是资本问题。根据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2018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6.17万亿元，同比多增2.64万亿元;截至去年12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136.3万亿元，同比增长13.5%，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4个和0.8个百分点。表内融资力度的加强形成了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其中，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3.1%，普惠口径小微贷款余额8万亿元，同比增长18%，增速比上年高8.2个百分点。而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离不开机构的资本补充。2018年年末，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多渠道支持商业银行补充资本的有关问题，加速开启永续债发行。这被视为商业银行资本补充的一个关键渠道。而新年伊始，紫金农商银行登陆上交所主板，被视为打响年内银行业融资的第一枪。

　　三是风险防范问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三大攻坚战之一，是强监管政策的重要出发点，也是稳发展的基石。2018年，部分农商行不良指标的“异动”引发了高度警惕，而监管层近期更是有针对性地进行“监管强化”。1月14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坚守定位强化治理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意见》，严格限制经营范围，要求农商行回归贷款主业，限制跨区域经营。随着近期监管层引导贷款向民营、小微企业倾斜，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风险敞口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对此，朱鹤新提出，监管部门提高了相关指标的容忍度，落实好金融机构期盼的关于尽职免责的一些要求。不过，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除了完成监管机构的考核，实现合规经营外，更重要的是通过风险防控保持可持续发展、防范系统性风险。因此，无论是通过监管层优化的信息中介服务，还是金融机构利用金融科技、优化服务模式，缓解金融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都必须本着“实事求是”和“防患于未然”的原则，支持真正优质的、发展前景良好的企业，而不能生搬硬套政策，或寄希望于“软性预算约束”的机构大单，或幻想问题发生时有政府救助。

　　当然，从中长期发展来看，推动大中小型金融机构健康发展，形成差异化的市场竞争格局更为关键。金融机构除了被动适应市场环境和宏观经济形势外，如何找到差异化的发展思路，建立自身的比较优势，不断完善产品和服务，才是真正实现稳中求进之道。实际上，近年来发展较快的招商银行，还有深耕小微、“三农”业务且取得不俗成绩的常熟银行，均非依赖传统的“垒大户”模式，而均以零售业务见长，这种发展模式对其他金融机构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打通金融机构服务“最后一公里”，靠的是监管机构的协调配合与加强引导，但归根到底仍落在金融机构的主观能动性上。这不仅是从“宽货币”转向“宽信用”的迫切需要，更是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形成互哺互惠正向循环的重要基础。在前期“坐享发展红利”的阶段过后，如果能以难题面前的攻坚来建立改革共识，让发展合力大过既得利益的阻力，或将迎来新一轮发展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