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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美）沃尔特·艾萨克森 出版：中信出版集团 |
科学发展史研究者不会轻易将发生巨变的时代称为“革命”，因为他们更倾向于将科学进步看成是渐进式发展。的确，互联网不是突然出现的，从超大体积的计算机到可编程计算机，从晶体管到微芯片，从电子游戏到个人电脑，从单机软件到互联网，每个重要发展阶段之间彼此紧密关联，每个阶段都有杰出的代表者，但就像艾萨克森所揭示的那样：科技革命不是一两个天才的成就，而是一群人的努力；创新起源往往不是一条简单的因果链，而是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
写完《爱因斯坦传》、《富兰克林传》、《史蒂夫·乔布斯传》后，美国阿斯彭研究所首席执行官沃尔特·艾萨克森的新作《创新者：一群技术狂人和鬼才程序员如何改变世界》把目光转移到了计算机的发展史，力图以简明方式解释为什么信息技术是创新高发区，并细数一群将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创新者。
将一切问题变成数学问题是IT革命核心
对IT革命起了最重要作用的是数学，而不是其他什么特定技术，这是艾萨克森一个新奇的观点。世上最早试图制造计算机以解决复杂问题（微积分中的差分）的是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而影响他考虑这个问题的则是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之女埃达·洛夫莱斯。
创新总是来自人文与科学的交汇处。列奥纳多·达·芬奇就是典范。埃达从父亲身上遗传了诗意气质，从母亲身上继承了数学天赋，这两种特质的融合培养了她对“诗意科学”的热爱。虽然她父亲为破坏机械织布机的勒德分子辩护，但埃达却对那些织布机用来编织精美图案的打孔卡片爱不释手，她还想到了这种艺术与技术的美妙结合会如何在计算机中展现出来。埃达敏锐地洞察到计算设备总有一天会成为通用型计算机，这种美妙的机器不仅可处理数字，能谱写音乐和处理文字，甚至“将通用符号以连续的无限变化的形式结合起来”。
这样的机器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接下来的30年，计算机在两项重大创新驱动下彻底改变了世人的生活方式：微型芯片让计算机尺寸可缩小到为个人设备使用；分组交换网络让计算机可作为网络上的节点互相连接。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结合促进了数字创意、内容分享、社区营造和社交网络的迅速发展。它实现了埃达所说的“诗意科学”。
埃达之外，对计算机技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还有约翰·冯·诺依曼和艾伦·图灵，他们都是数学家。前者提出了使用至今的计算机系统结构，后者划定了可计算的问题边界。图灵的很多灵感来自诺依曼的《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另一个给予图灵很大启发的是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图灵顺着他的思路，想清楚了可计算性理论，这成为今天计算机科学的基础。另一位对计算机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克劳德·香农，他设计了数字逻辑电路，并用它实现了具体的计算。今天的集成电路无论多么复杂，基本的单元都是香农的逻辑电路。可以说，将一切问题变成数学问题是过去两个世纪IT革命的核心。
创意和创新是一个协作过程
艾萨克森认为，创意和创新是个协作过程。与孤独天才的灵光一闪相比，创新更多来自团队协作。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都有专门协同工作的机构和用于分享想法的网络。而在数字时代，团队协作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重要。那些参与发明互联网和计算机的天才们的大部分成就，都是通过团队协作取得的。
推特创始团队在通力协作时常会出现意见分歧。据《纽约时报》的记者尼克·比尔顿的说法，当推特一位联合创始人杰克·多尔西在媒体采访中包揽大部分功劳时，另一位联合创始人埃文·威廉姆斯（曾创办Blogger的连续创业家）告诉他要淡定。“但是我发明了推特。”多尔西如是说。
“不，你没有发明推特。”威廉姆斯回应道，“我也没有发明推特。比兹·斯通（另一位联合创始人）也没有。人们没有发明互联网上面的东西，他们只是发展了现有的想法。”
这句话总结了另一条启示：虽然数字时代似乎是个颠覆历史的时代，但它的发展基础是历代流传下来的想法。最优秀的创新者能理解技术变革的轨迹，并接过前一代创新者们手上的接力棒。史蒂夫·乔布斯的成果建立在艾伦·凯的研究之上，启发艾伦·凯的人是道格·恩格尔巴特，而恩格尔巴特是J·C·R·利克莱德和万尼瓦尔·布什的继承者。当霍华德·艾肯在哈佛大学设计数字计算机时，他的灵感来自查尔斯·巴贝奇的差分机零件，而且他会要求下属阅读埃达·洛夫莱斯的“注解”。
最高效的团队能将拥有各种特长的人才聚集在一起。贝尔实验室就是典型。它专门在新泽西州郊区的新总部里面修建了多条长廊，那里聚集着理论物理学家、实验家、材料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甚至还有一些指甲缝塞满油污的电话线路维修工。实验家沃尔特·布拉顿与理论家约翰·巴丁拥有共同的工作空间，他们就像坐在同一张钢琴凳上的作词家和作曲家，终日埋头于谱写他们的应答二重奏。第一个晶体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
数字时代的创新为人们总结的另外一条经验是，近距离交流可促进创新，会面所带来的好处是不能通过数字方式复制的。英特尔创始人为公司设计了一个以团队为中心不断延伸的开放式办公空间，使自诺伊斯以下的每位员工都能在没有隔阂的环境下工作。这后来成为硅谷公司常用的办公模式。曾有人预测数字工具的出现可让企业员工远程办公，但这个想法直到现在仍未被完全实现。乔布斯在为皮克斯设计新总部大楼时，非常执迷于大楼中庭的结构安排，甚至连洗手间的位置也要由他来决定，他希望通过建筑结构的设计来促进员工之间的偶遇。苹果新建的标志性总部园区是他的遗作之一，这是一座围绕着大型中央庭院的环形建筑，它的内部含有多个开放的工作空间。
最优秀的领导力往往出自成员个性互补的团队。所以，将负责构思创意的远见者和能执行这些创意的管理者结合在一起，才能组建一支伟大团队。没有执行的远见只是幻觉。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都属于远见者，所以他们在英特尔招募的第一位员工是安迪·格鲁夫，他清楚地知道如何实施清晰的管理流程，如何敦促人们专注手上的工作，如何把事情做好。
缺乏这种远见者的团队通常只能沦落为历史的注脚。史学界对谁是真正发明电子数字计算机的争论始终相持不下：究竟是约翰·阿塔纳索夫，一位几乎完全依靠自身努力完成工作的艾奥瓦州州立大学教授，还是约翰·莫奇利和普雷斯伯·埃克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带领的团队？艾萨克森更认同后者，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的成果——ENIAC能真正运转起来和用于解决问题。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得到了一大批工程师和机械师的帮助，还有一群女性程序员负责为他们编程。相比之下，阿塔纳索夫却一直都无法完全运行自己的机器，他身边没有可以帮他解决打孔卡片问题的团队。
一位恭敬有礼的研究生为阿帕网和互联网的开发过程创立了一种决策方式——互相分发一种叫作“征求修正意见书”的文档。促成这个过程的是一个没有中央权威或枢纽的分组交换网络，其中的权力被分布在各个节点上，每个节点都可创建和分享内容，且可绕过企图向其施加控制的行为。一个协作的流程产生了一个旨在促进协作的系统。互联网被刻上了它的创造者的基因。
自从波斯人和亚述人发明了邮政系统以来，就有了用于协作的网络。但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征集和整理来自成千上万不知名协作者的贡献是令人不敢想象的事。这种协作过程造就了一批以集体智慧为基础的创新系统——谷歌网页排名、维基百科条目、火狐浏览器和GNU/Linux软件等。
艾萨克森深入调查还发现，数字时代最成功的事业都是由能鼓励协作和富有远见的领导者开创的。这往往被认为是不可兼得的两项特质。罗伯特·诺伊斯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和戈登·摩尔凭借对半导体技术发展方向的清晰认识带领英特尔不断前进，而且他们能以公平民主的态度对待员工的错误。即使为人挑剔的史蒂夫·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也知道如何在身边建立强大而忠诚的团队。
那些无法与他人协作的优秀个人很容易走向失败，这是肖克利半导体走向瓦解的原因。同样，缺乏充满激情和冲劲的远见者的协作团队也难以成功，例如贝尔实验室在发明晶体管之后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苹果公司在1985年驱逐乔布斯之后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